◎劉幸枝(神學院老師)
瑪麗.丹媞爾(Marie Dentiere,1495-1561)在宗教改革時期讓許多改教人士敬謝不敏,她驃悍、激進且才華洋溢,曾是女修院的領袖,後來又成為教會師母,以及日內瓦的女性教導者、作家及神學家。若與蕾內和納瓦拉的女王們相較,她出身平凡無奇,卻是唯一一個名字被刻在日內瓦宗教改革紀念碑牆面的女性!
她活躍於加爾文在日內瓦牧會的時期,被視為宗教改革時期的「女性主義者」,但她的名字隨著去世而消失,直到十九世紀,有關她的史蹟才又重見天日。
1909年為紀念加爾文改教四百年,以及日內瓦大學建立350年,日內瓦興建了宗教改革紀念碑,羅列了包括加爾文、伯薩等重量級改教人士的雕像。在2002年,這座宗教改革紀念碑補上了一位女性的名字,就是瑪麗.丹媞爾。
從女修院院長到教會師母
瑪麗是比利時人,早年曾進入圖爾奈(Tournai)的奧古斯丁女修院,還曾在修院裡擔任過院長。奧古斯丁修會受到同樣出身該修會的馬丁路德的影響,瀰漫著路德的改教思想,瑪麗接受改教的理念,在1520年初離開了修院,前往另一個改教重鎮史特拉斯堡。當時該城的改教運動正值人文薈萃的時期,有布塞珥、卡比托、采爾牧師等人,瑪麗很自然被他們的教導薰陶。
她在當地結識了同樣曾在修院當過修士的西門羅伯特(Simon Robert,d. 1533),兩人結婚後於1528年離開史特拉斯堡,先後在日內瓦湖東邊的瓦萊(Valais)和艾格勒(Aigle)一帶牧會,並且結識了知名改教家法惹勒的學生安東尼.佛羅門特(Antoine Froment,1508-1581)。1533年,羅伯特病逝。瑪麗帶著五個孩子,改嫁給小她14歲的佛羅門特,兩人遷居日內瓦。
1532年及1533年,法惹勒到日內瓦傳道,藉由宣講翻轉了整個日內瓦城的信仰氣氛,大大削弱天主教在當地的勢力。特別是他在日內瓦的第二次傳道,許多天主教教士因此投效新教陣營,要不就因拒絕改教而離開日內瓦。瑪麗的丈夫佛羅門特本來就是法惹勒的跟隨者,隨著法惹勒在日內瓦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瑪麗也開始嶄露頭角,積極投入事奉。
第一手記錄日內瓦改教史
瑪麗是當時極少數在改革宗陣營中以法文著述的女性神學家。她曾在1536年以商人身份匿名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日內瓦城的戰爭與救贖:該城一名商人的忠實紀錄》(The war and deliverance of the city of Geneva, faithfully prepared and written down by a merchant living in that city)。
這本書集結她1524-1536年間在日內瓦的所見所聞,要讓日內瓦城的居民,更多明白上帝對這座城的心意。她在本書發揮精湛的修辭技巧以及文學素養,為女性的角色發聲,連帶批判以男性為主的領導走向。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以第一手的女性觀點報導日內瓦落實改革宗信仰的實況,不僅記錄十二年的歷史發展,也從中帶出神學反省與思考。瑪麗將日內瓦脫離當地統治公爵和主教的暴虐,比喻為以色列從埃及法老的壓迫中被拯救出來的故事重演,並強調日內瓦改教運動的勝利是歸功於上帝神聖的介入。這本著作擲地有聲,只可惜瑪麗身為女性作者的身份遭到曝光,導致許多人因此輕看本書的價值與貢獻。
瑪麗另一本著作是集結她寫給納瓦拉女王瑪格莉特的信件。納瓦拉女王非常欣賞瑪麗的才情,與她之間多有改教信念的交流,她還成為瑪麗其中一個孩子的教母,可見兩人私交甚篤。瑪麗一直希望女王能以改教信仰,來影響她的兄弟法王法蘭西斯一世。
主張女性傳福音的公共角色
1539年,瑪麗將寫給納瓦拉女王的信件出版成冊,題名為《非常實用的書信》(Very Useful Epistle)。她在書中說明她的寫作目的:
「沒有人能夠把上帝所賞賜您以及啟示給我們這群女人的事給隱藏或埋在地裡。雖然我們不被許可在會眾或教堂裡公開宣講,卻沒人能禁止我們在愛中以通信彼此勸勉。
親愛的女士,我不只是為您寫這封信,也特別為那些貧困卑微,感到迷惘的女士而寫,她們渴望明白認識真理,以致於從今以後內心不會再受苦折磨,反倒可以歡喜受安慰,被引導來跟隨耶穌基督福音的真理。因為直到如今,聖經的話向她們是隱藏的,沒有人敢談論聖經,而且似乎女性不能夠讀或聽到任何跟聖經相關的話,親愛的女士,這是我提筆寫信給您的原因,希望從此女性不會像以前那樣遭到藐視。」
瑪麗在書中引用了兩百多處經文,內容鏗鏘有力,為改革宗神學作出引經據典的辯護。她評論了1538年法惹勒和加爾文被日內瓦市議會驅逐的事件,為此表達遺憾,積極為兩人辯護。
書中她不忘重申女性公開事奉的權利。在當時,改教陣營的男性領袖以提摩太前書第二章為由,主張女性不應該公開教導人。瑪麗認為,女性仍可透過文字著述來傳播信仰,並且彼此教導勸誡。不過,她也指出,像撒瑪利亞婦人和抹大拉的馬利亞曾公開向人們講述耶穌,這表明婦女在傳播聖經真理方面可以扮演公共角色。
對瑪麗來說,「人人皆祭司」很明顯是包括女人在內。她提到:「耶穌難道只說:『你們要去向聰明的主教和顯赫的博士傳福音嗎?祂難道沒有說要向萬民傳福音嗎?福音難道是兩套的,一套給男人,一套給女人?一套給有學問的,另一套給平民百姓?我們在救主眼中不都是一樣的嗎?我們是奉誰的名受洗,難道是奉保羅或彼得的名?難道是奉教宗或路德的名?難道我們不是奉耶穌的名受洗的嗎?』」
瑪麗在出版這本書已經不再匿名,而是改用M.D.的縮寫名,因此很快就被人認出是她的手筆。由於內文批判日內瓦市議會,為加爾文及法惹勒抱屈,這本書很快遭到查封,出版商也被逮捕。然而,這一切都無法壓制瑪麗澎湃發聲的心志。
瑪麗是一位大膽興革的女性,她雖是一位師母,名聲卻比她的牧師先生更加遠播,影響力也更大。瑪麗的貢獻還包括,她在女性教育尚未普及的時代,在家中設立女子寄宿學校,教導女性識字、閱讀聖經,學習聖經原文。瑪麗在寫給納瓦拉女王的信中提到,她的小女兒為年輕女孩寫了希伯來文文法書,並隨信將一本寄給瑪格麗特女王,供她的女兒胡安娜三世研究聖經時使用。
她在日內瓦這座有許多學者、牧師的改革宗聖城展現出卓越的自信,勇於為女性的事奉發聲,並且以女性的神學視野來詮釋聖經,這在當時都被視為激進之舉。
瑪麗熱切的鼓勵女性要出來關顧同為女性者的需要,彼此互相勸勉和提醒。她走進女修院佈道,要求她們不要關在修院裡頭,而是一起出來、拋頭露面事奉上帝。瑪麗因而招惹知名反宗教改革修女祖茜(Jeanne de Jussie,1503-1561)的反擊,罵她是帶著虛假和邪惡的舌頭,蠱惑敬虔人的心。
與加爾文一度惡言相向
瑪麗在宗教改革陣營中也非常惹人爭議,特別是她常有一些挑釁的陳述和行動。她不僅敵對土耳其人、猶太人、異教徒、假基督徒,也批判重洗派和路德派的基督徒。個性剛烈大膽的她會在日內瓦的街頭和酒館,對著以男性為主的聽眾公開演講,數點批評包括加爾文在內的宗教改革領袖,認為當時日內瓦城的一些牧者,已經失去宗教改革的異象和精神。她的丈夫因為一起加入在公開場合批判的行列,結果被免除牧師職務。
1546年,加爾文在寫給同工法惹勒牧師的信件中,曾提到瑪麗進行公開演說,而且與他針鋒相對,不斷激怒他。瑪麗雖然曾對加爾文遭日內瓦議會驅逐的事件懷抱不平,不過,當加爾文再次重返日內瓦成為改革領袖時,她也毫不顧情面的挑戰加爾文的某些作法,這使得他們之間的關係一度陷入緊張。
瑪麗在她的時代因著作風激進與果敢而受到排斥。她無法按捺心中的熱切,四處點火。加爾文對待瑪麗的態度不像對待蕾內公爵夫人、胡安娜三世女王那般的親切溫煦,他忍不住在公開場合大罵她是「異端」,但最終還是在瑪麗晚年時對她表示肯定。
改革思想受到肯定
加爾文在1561年瑪麗過世的前夕,出版了五十四篇提摩太前書的講章,其中第二章8-12節〈論謙柔女性的穿著〉的講道辭,是由一位署名M.D.的人為其撰述序言,一般相信這篇序言出自瑪麗之手。加爾文邀請她撰述序言之舉,顯示瑪麗在日內瓦女性信眾中的卓越地位。
瑪麗在序言中提到:「你會發現那些很看重外貌裝飾的人,容易忽略用真實堅定的美德來裝飾自己的靈性。對我們來說,該去愛慕追求的不是漂亮的服飾,而是美善的品格。」她在文中也推崇加爾文的教導:「讓我們來聽使徒保羅對提摩太所說的話,以及加爾文針對這段經文的公開教導。這位加爾文因著他教導的純正,是在今天歐洲的所有忠心牧者當中配得去聆聽的一位。」這篇序言成為瑪麗生前最後一篇發表的文章。
瑪麗敢說敢言的大膽作風,在十六世紀改教時期被視為離經叛道。她為女性爭取在公共平台上有話語權,並直言不諱批判教會內部一些假貌為善的態度。然而,她不是標新立異之輩。她其實是一位熱愛研讀聖經,並且喜歡投入解經教導的女性。她的著作常常大量引用聖經經文作為神學闡釋的論據;在那個不斷宣傳「人人皆祭司」的時代,她以直言不諱的行徑,要求以男性為首的改教陣營要說話算話,不是要求女性劃地自限,而是讓女性事奉佔有一席之地。
瑪麗過世之後,她的著作也隨之消聲匿跡,直到近年來因女性主義的研究發展,使得瑪麗當年的著作和教導得以重見天日。她的努力獲得了肯定,終於被後人在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紀念碑記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