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刻─思想電影《她們》
檢舉
◎徐硯美
時代的艱難就是將人生存與生活的空間越壓越小,而從古至今,時代從來就是艱難的,無關乎文明進步、物質豐裕,生命從產痛開始就是困苦的;但是,我們從來不應成為「宿命」的載體,而是生命的「詮釋者...
時代的艱難就是將人生存與生活的空間越壓越小,而從古至今,時代從來就是艱難的,無關乎文明進步、物質豐裕,生命從產痛開始就是困苦的;但是,我們從來不應成為「宿命」的載體,而是生命的「詮釋者」。
以賽亞書卅章20節說:「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這段經文就已經說明,餅與水,是日常所需,而為何艱難與困苦會成為我們的日常呢?因為「教師」要從中出現。也就是說,磨難,讓我們長出面對人生的「肌肉」。這種能力的增長,既不是物理性的,好像比較耐痛、耐寒暑或耐餓;又不是一種阿Q的「精神勝利法」,自我說服一切都好。
成為生命的詮釋者
作為生命的「詮釋者」,就是透過一種更超越的眼光回看現實,以至於在現實中的我們能夠從「真實/真理」來為自己在現實中創造出新的空間。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從來都是因為「知足」所以感受到「幸福」,極少因為「幸福」而感受到「知足」。當「幸福」作為一種外在的條件,它可以延伸成無窮無盡的追求;但是,知足是一種內在的心態時,它卻可以讓生命中許多的躁動停止。所以,能幫助我們度過時代的艱難的絕對不會是科技,而是我們如何在自己的心裡,創造出無人能壓縮、奪去的空間。
近日為一本美國經典小說作推薦序,它的名字叫《小婦人》(Little Women),這部由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在將近150年前所創作的小說,敘述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在遠離戰線的小村中的馬區一家,父親上前線,僅留下母親、四個姊妹,以及一位女管家五人相依為命的故事。
我在序中寫下一句:「戰火並沒有燒著書頁裡的太多字句」的時候,心裡是激動的,因為沒有一個讀者看完不會承認,這一家人過得很「艱難」,但是,他們活出了「堅韌」。
女性的自我實現
今年,台灣的年節檔期,這部《小婦人》由《淑女鳥》(Lady bird)的導演葛莉塔‧潔薇執導並重新改編。台灣的片名翻譯,也不再是一直以來的《小婦人》,而更加現代地翻作《她們》。
但它的現代性不僅限於片名,電影的敘事順序大大地改變了這本小說的性質,它是由四姊妹中,愛好文學與寫作的二姊喬(夏瑟‧羅南 飾)隻身前往紐約,推開報社/出版社的大門作為開始。這個情節在小說裡是中後段了。因為《小婦人》是分開上下集的,上集叫做《小婦人》,下集叫《好妻子》(Good wife),電影或電視劇改編向來是上下集一起,統稱《小婦人》,這次也不例外。
為什麼從「喬」推開這扇「未知大門」作為現代改編的開頭這麼重要呢?因為那代表著一種在艱難時期,女性除了用生命的「韌性」去承接之外,更用自身的才華與能力去創造、去實踐自我。
馬區家的四個姊妹自小就展現出不同的藝術才華,大姊梅格(艾瑪‧華森 飾)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二姊喬是一個作家、三妹貝絲(伊麗莎‧斯坎倫 飾)是鋼琴家、四妹艾美(佛蘿倫絲‧普伊 飾)是畫家,可是隨著成長的過程,觀眾也能夠看見,四個人對待自己才華的方式很不一樣,他們也經歷了各種對自我價值的質疑與尋找,最後,僅有二姊喬為著自己的才華,推開那扇大門。
然而,並非只有推開那扇大門的喬表現出強烈的「企圖心」,在許多現代觀眾認為原著不過就是戀愛、結婚、生子的傳統女性生命進程中(當然我不認為原著只是這樣),此次電影改編各自給予了許多女性在憧憬與現實中的掙扎、自覺與轉變心態,且心態的轉變並非是屈就或沉默,而是明白而通達。隨著導演所給予的敘事方式與視角,不僅是看到原著故事,更看見這些女性在時代中被淬煉出的「智慧」。
男性的溫柔守護
有趣的是,在這部叫作「她們」的電影裡面,「他們」擔任甚麼樣的角色呢?馬區家的父親不管是在前線,還是負傷回到家中,其實話都不多;大姊梅格的先生是一個家庭教師;四妹艾美最後鍾情小說中的第一男主角,自小一直與喬打成哥兒們的勞倫斯;而整部電影成就最後一段愛情佳話的,是喬與教授費里卓克。除此之外,尚有勞倫斯的祖父,一位老富商,老紳士。
這些男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盡可能地為女性的生活提供一種溫柔(Gentle)。他們在貧窮時出現,在憂傷時出現,在對方躊躇滿志、尋求知音時出現,他們對於她們從來沒有高低、智慧與愚拙,最關鍵的是,從未有「比較心」,他們樂於成全,多過於要證明自己的才能。
對我而言,無論是原著還是電影,男性角色在這部作品中都是很現代與進步的,他們在女性所創造出的空間中感到自在,女性也在他們的守護中感到溫暖。是這種雙方都對彼此充滿善意的狀態下,面對艱難的時刻,雖是如此地靠近與密不透風,卻在他們與她們的身上,感受到無比的溫暖與平靜。
善意是最大的空間
善意,為什麼與人的成長息息相關?為什麼《小婦人》乃至《她們》是一部關於成長的作品?這並不只是因為故事記錄了四個人的生命進程,不全然關乎她們從童年到工作到結婚,而是她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漸漸地將對自己的關注,從自我中心中走出,長出了自我來,她們不是耽溺在關係中,依戀某一個人,而是透過關係的碰撞與挫折,修正自我,放下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憧憬。
為什麼在此時要改編或要看這樣一部電影?甚或是翻開這本150年前、敘述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中下階層家庭生活的小說?除了在現代進步的女性經濟、思想獨立的脈絡下閱讀之外,我們還能讀到些甚麼呢?
我想,是我們所感受到的時代的艱難,所感受到受壓迫的空間,除了是現實之外,我們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生命的詮釋者,從而去思考成為這樣的人?
最關鍵的,就是將自我中心放下,開放每一個遭遇所賦予我們人生的意義,並在這些意義中創造出生命的韌性,從而這條成長之路,就成為我們寬宥整個時代的空間。而所有能夠寬宥時代的生命,留下的故事,都將成為我們感動且獲得智慧的空間,它可以是「她們」的故事,也可以是「我們」的故事。
編按:《她們》為普遍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