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編譯立涵／報導】美國重量級國際政治學大師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出版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充滿挑戰和盼望地提出，專制和集體主義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滅亡。
當然，歷史的終結並不代表事件會停息，而是意味著我們已經達到了「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及」。
俄烏戰爭使世人重思歷史之終結
雖然這不是一個公開的宗教性論點，但一些評論家，包括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將福山的論文視為一種基督教末世論。
卅年後，人們從俄烏戰爭中感到歷史重演。基督徒專欄作家雅各．盧普弗（Jacob Lupfer）就目前國際的緊張局勢為文，發表以下的看法：
當西方傳統的基督徒在三月2日開始紀念大齋期（Lent，東正教稱為「四旬期」、信義宗稱為「預苦期」） 時，我們驚恐地看著坦克駛跨國界，一個歐洲國家無端入侵鄰國。這在年輕世代的記憶中，是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在一個官僚爭鬥幾乎取代武裝衝突的第一世界裡，突然罪惡的嚴重性、人性的有限性和悲劇都發生了。
這些都是大齋期本身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提供我們反思，為什麼人類會認為也許只有上帝，才能救贖我們──在我們能夠被救贖的前提下。
後冷戰時代的歷史終結，給前蘇聯的基督徒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尤其是在烏克蘭，許多東正教教區在2019年從莫斯科教區獨立出來之後，得到了很多東正教團體的承認，但是遭到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抵制。
正如東歐人已被西方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的規範所吸引一樣，他們也被引入了全球基督教規範和普世合作的範疇，以及對宗教少數群體的寬容。只要是傳講福音的基督教，就算是地域性的宗派，也不會受到歷史約束其信仰。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帝國主義軍事行動， 似乎加深了與他相關的俄羅斯帝國，和俄羅斯文明論述的爭議。俄羅斯教會有的會支持普丁，但大多數其他教會則認為，這種軍事行動在後蘇聯世界秩序中，不應該再存在。
烏克蘭東正教已經表達他們渴望從俄羅斯東正教中獲得更多的獨立，例如在今年一月，烏克蘭東正教教會考慮將聖誕節的慶祝活動，移至十二月25日，而不是東正教傳統的一月7日。
在整個東正教世界中，大齋節期從「潔淨星期一」（Clean Mondy，三月7日）開始，西方教會則是「聖灰禮拜三」（Ash Wednesday）。烏克蘭東正教領袖嚴詞譴責了俄羅斯這次的入侵，而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則為普丁的出戰辯護。但如果建於11世紀、現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聖索菲亞大教堂（St. Sophia Cathedral）被俄軍炸毀，抵禦俄羅斯圍攻的基輔人，肯定不會想與莫斯科教區合一。
相反地，烏克蘭東正教信徒和宗教少數群體，包括拜占庭天主教、羅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信徒，都目睹了全世界團結起來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的侵略，其程度超越許多人的想像（也許包括普丁本人）。
這些基督教界的因應方式，不同於往昔，而此時正是許多基督教教派進入大齋期的懺悔儀式之時。
比較文學家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1949年曾出版權威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其中以許多故事、神話和宗教論述，探討如何跨越歷史、距離和時間的鴻溝，將人們團結起來的智慧。
擺脫自我偏見就可接受福音
「一旦我們擺脫了自己狹隘的教會、部落或國家，對世界原型演繹的思考框架。」坎伯認為，我們就可以接受「救世主帶來的好消息；就是上帝是愛.....，而且所有人都毫無例外，都是祂的孩子。」
這種感受會鼓勵基督徒強烈認同他人，儘管彼此看起來有差異，有距離，但坎伯進一步告誡：「信條的枝微末節、崇拜的技巧和教會如何組織等相對瑣碎的議題，只不過是迂腐的陷阱，除非它們附屬於主要的教義。」
十字架比國旗更象徵民主
坎伯觀察到，宗教總是傾向於爭論天父最偏愛哪個孩子。莫斯科東正教和烏克蘭東正教的分裂，想必有更多的原因，但坎伯提醒：「『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馬太福音七章1節）儘管牧者的行為，不見得都經得起檢驗；但救主的十字架，是比國旗更民主的象徵。」
在基督教中，歷史的終結不是某種政治組織體系的明顯勝利。敬虔的烏克蘭人今年在最惡劣的條件下慶祝大齋期，毫無疑問地，他們會更加意識到基督教信仰是關乎人的本質和命運。
儘管各個基督教宗派慶祝大齋期的方式不同，但信息仍然是一致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世記三章19節）
奉獻連結：https://bit.ly/3tUSSch
**奉獻需註明 「好撒瑪利亞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