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陵（新北市五華國小教師）
早期中國教會的婦幼書刊，多出自女性宣教士之手，由她們編寫翻譯，出版發行；特別是在民國初年白話文運動的春風化雨下，以信仰視角的文字涓滴，浸潤人心。
投身河南基層醫療宣道
薄玉珍（Margaret H. Brown, 1887-1978），便是當時中國教會文壇的巾幗豪傑。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蒂弗頓（Tiverton）農村，成長在加拿大長老教會信仰群體的薄玉珍，年輕時在渥太華、金斯敦和多倫多等地求學，也曾在家鄉村鎮擔任大約四年的教職。
1916年，薄玉珍接受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教部的差派，前往中國河南。十九世紀下半葉，該會陸續建立三個宣教區域：華南教區、台灣北部教區，以及河南北部（豫北）教區。馬偕牧師就是由這個差會於1871年派遣至中國，後經考察決定前往台灣宣教。
加拿大長老教會在河南有三處宣教區會：彰磁、衛輝、懷慶。來華後，薄玉珍在這三地從事基層宣教，協助教育與醫療事業。位於衛輝的惠民醫院以外科手術聞名當地，1923年成立護士培訓學校，薄玉珍參與護校工作，培育本地子女，開荒闢壤，傳道救靈，在此生活大約13年。
編輯廣學會刊物提升婦幼地位
1929年，薄玉珍受邀擔任上海廣學會的工作人員，並在那裡擔任婦女與兒童讀物委員會幹事，開啟她宣教人生的轉捩生涯，全力投入文字出版事工。當時廣學會的總幹事季理斐牧師（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和薄玉珍來自相同差會，皆先被派至豫北，後調至廣學會。他們因而成為多年的同事與朋友。
廣學會作為當時中國基督教最大的出版事業體，發行有七種刊物：福幼報、女鐸報、女星、明燈、平民、道聲以及紫晶。福幼報專為一般兒童講故事，女鐸報專門提倡新家庭的建設，女星則專為農民及鄉間婦女出版。此前三份刊物，薄玉珍皆在不同時期擔任編輯要職，可說是有意識地通過西方現代文化觀點，將教會信仰視角引入本地家庭與提升婦幼地位。
薄玉珍的著作多由廣學會出版，她曾經改寫《萬兒之母─―伊範之生平》。她自己這樣介紹：「這本是一個非常的故事。（伊範）以一個出自名門的閨秀，富貴榮華的繼承者，因看到了人間的貧乏與痛苦，內心熾燃著一個安慰人們憂患的願望，竟然拆毀那禁錮貴族女子的禮教習俗，而把她一切所有的─―地位財富等等，供奉於她的救主腳前，又犧牲一生，扶慰人們的憂患困苦―─這誠然有類乎神蹟。」
書籍的著作出版，作者大抵是勸勉，「中國青年女子因此書受感，也做些賙濟困苦窮乏的中國婦女與孩童的事業。」
為了提升教會婦女的地位，薄玉珍編寫《初期教會中的婦女》，將使徒行傳與新約書信所提的十二位婦女加以研究，每一篇目除了介紹主角事蹟，更附有討論問題，相當適合作為婦女團契使用。薄玉珍最有名及暢銷的著作，是講述基督生平的《神人異蹟》（Stories of Jesus）和《王夫人的日記》（Mrs. Wang's Diary），這書後來亦以英文出版。薄玉珍著作等身，如今多已全文掃描，可蒐詢「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藏書數據庫」直接閱覽。
前往香港持續兒童雜誌事工
1949年中共建政，來華宣教士被迫離境，宣教工作大受影響。根據邢福增教授研究：「香港各教會領袖憂慮廣學會出版工作在大陸停頓後，海外中文讀物的供應將受嚴重打擊，而現存廣學會書籍又日趨短缺。1950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彭紹賢乃與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商討對策，後又與循道公會傳教士尚德本（J. E. Sandbach）及身兼香港聖經會總幹事的倫敦會傳教士舒活（Frank Short）商議，計畫在港成立基督教出版機構，以繼承廣學會的工作……決定成立『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由舒活任總幹事（1951至1953年）。
當時上海廣學會仍然運作，把部分由該會出版的書籍，由上海運抵香港，而廣學會婦女及兒童讀物幹事薄玉珍從上海來港時，又帶來部分廣學會未及出版的書籍原稿，交輔僑出版社出版。」
轉往香港事奉的薄玉珍，繼續從事她最愛的文字編譯工作，接任輔僑出版社轄下的《福幼兒童雜誌》在港復刊後的首任編輯。《福幼兒童雜誌》以月刊形式在港出版，以小學生為對象，內容除了聖經信息，還有文學故事、歷史地理、遊戲手工，以充實兒童常識，並傳遞正確價值觀。
女性文字宣教隊伍開創新局
1956年，近七十歲的薄玉珍退休返回加拿大，仍興致勃勃完成加拿大聯合教會在河南的歷史書寫（其所屬教會於1925年併入加拿大聯合教會）。1968年又撰寫她在廣學會的宣教戰友季理斐的傳記（MacGillivray of Shanghai），她笑著說：「我多年的文字工作與季理斐夫婦有關，此書之著，非我莫屬吧？」1978年薄玉珍安息主懷，葬於家鄉蒂弗頓，享壽91歲。
十九世紀後期，大批女性宣教士在婦幼文字事工投注大量心力，有美以美會的亮樂月女士，還有長老教會的杜步西師母、費啟鴻師母和季理斐師母。薄玉珍接續上一代的女性文字宣教隊伍，無聲地、低調地，在編輯台上寫下翩翩文采；卻也大膽地、奮力地，促進二十世紀華人基督教出版事工發展（包括後來的香港），開創了劃時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