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主筆】又逢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對媽祖信眾來說，這絕對是一件值得關心與追蹤的大事；而對教會來說，這也是一件大事，是「屬靈爭戰」的大事。當然，這樣的屬靈爭戰，台灣的教會早就不陌生了。

遶境活動解封後盛大展開
從宗教角度來看，媽祖遶境就是一個宣教活動，再加上「民俗」和「文化」的外衣，使得這樣一個宣教活動更可以聲勢浩大地進行，進而吸引大批群眾不辭勞苦地追隨，而且每年都會發現一些國外人士跟著遶境隊伍行進。這些參與遶境的外國人未必是媽祖信徒，他們只是參加「文化活動」的人。

在宗教、民俗與文化的包裝下，被教會界視為「屬靈爭戰」的媽祖遶境，硬生生成為一個超大型的異教跨文化宣教活動。這樣的景況對於喜歡談論跨文化宣教的台灣教會，有何啟發嗎？

以規模來說，台灣教會界不容易興起像媽祖遶境這樣大陣仗的宣教活動，但是台灣教會從來不缺少各種類型、大小不一的宣教事工，而且台灣許多教會一直對宣教持有熱情，所以，台灣教會對於宣教是有可為的，只是我們需要重新思索所謂「跨文化宣教」這個宣教議題。

如同大甲媽祖遶境這樣的大型宣教活動，在疫情舒緩之後又重新活絡，但宗教的本質與包裝並沒有多大改變。然而，同樣從宣教的角度觀察台灣教會的宣教活動，我們將會發現在疫情舒緩後，台灣教會正悄悄面對不一樣的跨文化宣教環境。

當台灣內部的聚會管制逐漸解封的時候，不只是重新活絡教會內的各種活動與事工，也靜靜地吸引一些跨文化宣教的宗派或福音機構轉來台灣。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近一年來屢見一些從事跨文化宣教的機構或宗派增強在台灣的工作，或是直接將事工總部移至台灣。

跨文化宣教機構增強台灣工作
當宗派、差會或福音機構將宣教基地移至台灣，意味著台灣有更多跨文化宣教的能量與機會，這對台灣教會來說應當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一方面可以帶動台灣教會的宣教事工，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台灣教會不同的宣教思維。

若將討論範圍限縮在華人宣教，或許可以更清楚感受這樣的變化──在疫情之前，許多從事華人宣教的差會與機構選擇中國作為基地，大部分資源也投入中國；但是隨著疫情發生帶來變化，如今在疫情趨緩後，原先以中國作為基地的華人宣教事工，愈來愈多將基地轉至台灣。

造成這種轉變的直接原因當然是中國內部的緊縮政策，同時，台灣社會的多元化與自由氛圍，也吸引許多跨文化宣教機構的青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來台立基的跨文化宣教機構或差會，他們主要的著眼點乃在台灣以外，台灣本土宣教並非他們的核心事工。

往好處想，台灣的信仰狀況已經比許多地區成熟，教會已經可以「自立、自養、自傳」了，所以這些差會與機構可以對台灣「放心」了；往壞處想，台灣只是一個往外宣教的中繼站，即便有諸多的宣教事工與機構過境台灣，卻對於台灣本身的福音事工助益不大。

面對本地跨文化宣教挑戰
若我們的觀察屬實，我們要提出一個思考：台灣教會本身是否也受此影響，認為本地的宣教事工已達成熟階段，台灣教會需要「出境」走向其他的「未得之民」。我們當然願意看到台灣的宣教事工趨於成熟，台灣社會的多元化與自由氛圍，是台灣教會從事跨文化宣教的契機；然而，我們真實體會，台灣內部就充滿跨文化宣教的挑戰。

從白沙屯媽祖到大甲媽祖，就是台灣教會至今跨不過去的文化鴻溝，還有許多來自異國的外籍配偶、看護、勞工呢？台灣教會可以跨越這些人的文化藩籬嗎？

在諸多宣教差會與宗派來台尋找新的跨文化宣教立基點時，台灣教會面對本身的跨文化宣教，找到新的立基點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