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陵（新北市五華國小教師）

兒時在學校跟著老師念讀唐詩宋詞，及至自己當了小學老師，也依循從前，每週至少一次在課堂上，帶著學生背誦中國古典文學，包括詩經（圖一），像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不得不讓人提起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是第一位將《四書》、《五經》等中國典籍，翻譯成英文的人，是宣教士也是漢學家（圖二）。

從漢學研究推動宣教工作
理雅各24歲開始在倫敦大學學習中文，隔年（1840年）由英國倫敦傳道會派往南洋馬六甲，擔任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伊雲士院長的助理，同年年底，伊雲士因霍亂病逝，他接任院長一職。1841年理雅各出版《英、漢及馬來語對照手冊》，作為英華書院教材；此時他已經開始了漢學研究，並進行基督教漢語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編撰工作。

馬六甲流行霍亂之際，理雅各寫了《致馬六甲華人有關霍亂書》並在當地發放，從醫學角度勸戒人們放棄迷信，改信基督。在英華書院，何福堂是理雅各的助手，他因家貧未能順利升學，入讀於提供吃住的英華書院，跟隨理雅各學習神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

1842年，中英兩國簽訂《南京條約》，英人接管香港。倫敦傳道會決定將書院遷至英屬香港，以便展開對華傳道工作。1843年，英華書院和附屬的印刷廠遷至香港，亦從新加坡運來將近3900個中文活字鋼模。稍晚於1853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創立香港首份中文為主的報章《遐邇貫珍》，便是使用英華書院附屬印刷廠的中文活字發行刊印的。

透過文學經典了解價值觀
成為通商口岸的香港早期樣貌，可從「香港今昔」郵票概覽，其中面額兩角的「維多利亞港」（1843年6月以維多利亞女皇命名），票面繪有帆船停泊港灣，原圖為何東爵士的樹膠水彩畫藏品，由佚名法國畫家繪製，此區域至今仍為港島區的主要商業中心（圖三）。

英華書院校址初設在士丹頓街，此時書院更名為「英華神學院」，工作重點包括傳道、翻譯和教學。何福堂隨校遷港，繼續學習神學，並兼任教會傳道工作，1846年被倫敦傳道會按立為牧師，爾後派往佛山和廣州兩地傳道。跟隨理雅各的不只有何福堂，還有李金麟、宋佛儉和吳文秀，他們協助理雅各翻譯各種中英文作品，包括聖經福音要理與中國文學經典。香港曾發行《理雅各博士紀念郵票》，背景由左至右便是理、李、宋、吳等四人（圖二）。

然而，由於英華神學院畢業生未能如倫敦傳道會所期望的從事佈道工作，捐款者頗有怨言，加上中國政局動蕩，理雅各牧師不得不在1856年停止招生，並於1858年結束學校校務。

隨後1862年因太平天國，從上海亡命逃難至香港的文人王韜，無親無故，多倚靠理雅各的資助才能渡過難關，爾後大力協助理雅各翻譯各式中國經典。理雅各對於中國經典的翻譯投入，乃在於他想透過中國文學經典的內容，了解中國人的社會倫理、政治思想與道德傳統，這將對傳教工作帶來助益。

謙恭宣教士的滿足和安慰
1867年，理雅各離開香港，回到蘇格蘭家鄉杜拉村，王韜隨後也前往蘇格蘭杜拉村，繼續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前後在英國及中國協助理雅各翻譯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可以說，理雅各和王韜兩人教學相長，乃至相知相惜。王韜其後於1874年創辦香港第一份由華人主理的報紙《循環日報》。

1875年，理雅各因翻譯中國經書的成就，獲選「儒蓮獎」（儒蓮是法國漢學家）的首屆得獎者。1876至1897年，理雅各擔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1888年將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翻譯成英文（圖五）。

理雅各曾在一篇文章表示：「回望四十餘年生涯，我對當初能夠被引導成為一個到中國去的宣教士充滿了感激。我的經歷可以證明我這樣說是正當的，那就是，一個渴望成為宣教士的人，渴望從事一件良善事業的人，一個謙恭而不失智慧地矢志於此，並為此奉獻他的所有力量的人，將從反思回味他的事業當中，不斷地獲得滿足和安慰。而且，就在他塵世人生行將結束的時候，他將感恩主把他從自己的國家，從他自己的親人和父親的家中召喚出來，投身到宣教領域當中。」

鑒於理雅各曾經對香港教育制度有功，香港政府為紀念他的貢獻，1994年發行一元郵票和首日封，並於上環樹立「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

另外，2018年香港亦發行「英華書院二百周年校慶」小型張郵票，面額十元為書院創辦人馬禮遜及助手照片，也將馬六甲、士丹頓街、般咸道、弼街、牛津道舊校舍圖片，以及英華街新校舍的圖片，作為郵票的基本設計，呈現英華書院近兩百年來的歷史（圖六）。回顧過往，理雅各當年對於宣教佈道與漢學研究的功勞及投入，今人依舊稱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