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阿利亞與衝突同行

自1948年復國以來，以色列一直是猶太人在戰亂、逼迫與動盪中尋求庇護的家園。而正是那些威脅海外猶太社群的衝突，或者那些使以色列自身陷入困境的衝突，往往加速了這股名為「阿利亞」（Aliyah，希伯來語「上升」之意）的回歸浪潮。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哈馬斯於2023年10月7日的大屠殺後的這場戰爭，無論是全球性或是區域性的戰爭，都一再重塑猶太人的人口分布和結構，驅使倖存者與尋求平安者回歸猶太家園。每一場危機都突顯了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當世界讓猶太人不再感到安全時，以色列就不僅僅是一個家園，而是他們的必需歸回的地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大屠殺倖存者

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同時也開啟了猶太人遷往以色列最龐大的一波浪潮。納粹大屠殺奪走六百萬猶太人的生命，倖存者因曾居住的家園不願意接納他們而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並散住於歐洲的盟軍難民營中。

儘管英國當時限制猶太人進入託管下的巴勒斯坦，但地下組織如「布里哈」（Bricha，意為「逃離」）仍秘密運送倖存者入境。1948年以色列復國後，30多萬名大屠殺倖存者抵達以色列，幾乎佔新生國家猶太人的一半人口。他們的到來不僅只是得到救援，更是一種政治聲明：「以色列成為解決猶太人無國籍問題的答案」，而這也是戰火在猶太人意識中所刻下的教訓。

三、1948年獨立戰爭

「以色列國不會因聯合國的決議而建立，而是因著猶太人的移民浪潮而建立。」1948年，以色列首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說道。當時有成千上萬的大屠殺倖存者和米茲拉希猶太人逃往以色列。（註：Mizrahi Jews中東和北非地區的猶太人。Mizrahi希伯來文，意為「東方」。）

以色列的誕生是經歷暴力洗禮而來。本－古里安剛宣布以色列復國，就有五支阿拉伯軍隊旋即入侵。這場戰爭迫使超過70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但也同時引發大批猶太人離開阿拉伯國家。

「今日在巴勒斯坦地的戰爭，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生存。猶太人是在為他們的生存權而戰，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認他們這項權利。」美國時任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說道。

伊拉克、利比亞、葉門和敘利亞爆發了暴力的反猶騷亂（Pogrom）事件，幾百年來根植當地的猶太社群面臨著被驅逐的命運。1948至1951年間，近70萬猶太人從中東與北非的逃往以色列。以伊拉克為例，猶太人被剝奪公民權後，最終透過「以斯拉與尼希米行動」（1950–1951）被送至以色列。這些被稱為「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m）的人群，重塑了以色列的文化面貌，讓原本以歐洲猶太人（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為主的社會，轉化為更多元的中東文化國家。

四、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

蘇伊士運河戰爭（The Suez War）雖為期短暫，卻是一場關鍵性的衝突，牽涉以色列、英國、法國與埃及，雖未引發大規模回歸浪潮，卻鞏固了以色列作為受威脅的猶太人的避難所。

「大馬士革最後一批猶太人抵達以色利時，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其他一無所有。他們堅韌的生命力，讓那些試圖抹殺他們的獨裁者蒙羞。」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說道。

在埃及，納賽爾政權（Gamal Abdel Nasser）加劇了對猶太人的打壓，沒收他們的財產並驅逐了數千人。約有2.5萬名埃及猶太人逃離，其中大多數人選擇以色列作為新的定居點。與此同時，在東歐發生了蘇聯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事件（與蘇伊士戰爭同期），而這也讓生活在鐵幕以東的猶太人意識到他們岌岌可危的處境。雖然蘇聯猶太人的大規模回歸運動是在多年後才發生，但這場動盪無疑已在猶太社群之中播下「回歸」的種子。

「從衣索比亞到伊拉克，只要猶太人處於危險中，我們就該帶他們回來—不是明天，不是明年，而是昨天！」以色列前總理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梅爾夫人）。

五、1967年六日戰爭

「以色列是唯一一個國家，所接受的移民不是外人，而是回家的本地人，每一位回歸的猶太人都是在復原其歷史。」1968年，阿巴．伊班（Abba Eban）說道。

阿巴．所羅門．梅爾．伊班是出生於南非的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也是一名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學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擔任外交部長、教育部長和以色列副總理。

這場重塑中東局勢的戰爭，也重新定義了全球猶太人的民族意識。以色列在對抗埃及、敘利亞與約旦的戰爭中，奇蹟式地大勝，其領土面積增加了三倍，使得全球猶太人為之振奮，民族自豪感也隨之高漲。然而，對於身處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而言，這場戰爭卻是災難性的。從摩洛哥到伊拉克，針對猶太人的暴動與政府主導的迫害接踵而至。利比亞驅逐了所有猶太人，而突尼西亞的猶太社群也急遽萎縮。

「若這地沒有猶太人居住，我們在西奈俘獲的每一輛坦克，以及在戈蘭擊落的每一架戰機就毫無意義。阿拉伯人有石油，但我們有我們的人民，每一個移民都是我們生存之牆上的一塊磚。」1969年，果爾達．梅爾（梅爾夫人）說道。

在波蘭，蘇聯支持的反猶運動掀起大規模清洗，數千名波蘭猶太人被迫離開，其中許多人選擇前往以色列。1967年至1970年代初，超過20萬猶太人從蘇聯、北非與東歐回歸以色列。這場戰爭證明，即使以色列獲得勝利，但以色列的生存仍然岌岌可危，這對許多的猶太人來說，更是別無選擇。

六、1973年贖罪日戰爭

若說1967年的勝利讓猶太人感到所向無敵，那麼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則是一次沉重的當頭棒喝。當時，埃及與敘利亞發動突襲，打破以色列的安全假象，這引發起以色列全國人民反思，卻也激發出更新的錫安熱忱。

戰後，許多美國猶太青年前往以色列擔任志工，但大多數人在短期服務後便離開，沒有留下。1974年，果爾達．梅爾在希伯來大學演說時公開斥責道：「你們來採橘子，享受一個夏天當英雄的感覺，但真正的英雄不是在炮聲停歇時就離開。若你們真想『拯救以色列』，就留下來，與我們一起建造它！」

雖然這場戰爭並未立刻引發大規模回歸浪潮，但它深化了散居海外的猶太人與以色列之間的情感連結。尤其是美國猶太人開始在政治與財務上更加投入，他們認知到：「以色列的生存，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

與此同時，蘇聯猶太人長期面對國家支持反猶主義的壓力，他們愈發堅信並將以色列視為他們唯一的生命線。到了1970年代中期，在「緩和政策」（détente）影響下，部分蘇聯猶太人被允許離境。至1970年代末期時，已有超過15萬人移居以色列。（註：「緩和政策」（détente）指的是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末期期間，美國與蘇聯兩國於軍備競賽、外交立場的基本態度，從緊張對立漸趨緩和的過程。此階段之前正值冷戰高潮，美蘇兩陣營對抗趨向白熱化）

七、冷戰時期與蘇聯猶太人

冷戰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但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而言，卻是漫長的抗爭。他們信仰的自由被剝奪、被貼上了叛國者的標籤，於是他們成為了地下錫安主義者，且渴望離開鐵幕與奔向應許之地。1980年代掀起了一股激進主義，「容我的百姓去」運動（Let My People Go）等抗議活動迫使蘇聯打開了國門。

「鐵幕倒塌了，隨之而去的是蘇聯猶太人最後的桎梏。我們的出埃及（出走），不僅僅是遷徙，更是得到了救贖。」納坦．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前蘇聯拒出境者、後為以色列政要）

1991年蘇聯解體後，移民潮如洪水般湧入。1990年代，超過100萬名講俄語的猶太人遷入以色列，徹底改變了以色列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面貌。這一波回歸並非直接因戰爭引發，而是出於對後蘇聯時代混亂局勢會帶來暴力的憂懼，並且他們確信：無論世界怎麼變動，以色列永遠會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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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ICEJ阿利亞事工部主任 霍華德．弗洛爾（Howard Flower）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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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31:8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著他們來的有瞎子、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裡來。

以賽亞書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禱告方向
親愛的主，祢掌權人類的歷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祢的話語和應許永不改變，從猶太人的歷史和經歷，我們看到祢對他們信守約定，在祢預定的時間裡，將他們從地的四方招聚回到以色列。我們祈求更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能夠順利回歸以色列，並且深知是祢揀選了他們，讓他們不但要成為列國的祝福，也要接受祢早已為他們預備的彌賽亞—耶穌基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