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學信（中華福音神學院神碩主任、資深老師）

當世界目睹當代最持久的人道危機之一：加薩正在進行的封鎖行動，許多教會的沉默令人感嘆。自從哈瑪斯為首的武裝組織襲擊以色列殺害及俘虜人質，雙方衝突越演越烈。近十個多月來，加薩更承受著無休止的轟炸、流離失所、飢餓與封鎖，導致不少國際援助單位與國際法律學者，將以色列的反擊行動視為種族滅絕。然而，全球大多基督徒群體，特別是福音派與華人教會，對於這樣的困境依然被動、沉默，甚至缺席。

教會面對以巴衝突陷兩難
這種被動並非偶然。在美國，大部分福音派深受「基督教錫安主義」影響，這種神學由約翰‧哈基（John Hagee）等領袖推廣，並透過「基督徒為以色列聯盟」（CUFI）等組織強化。它將聖經的字面主義與「前千禧年災前被提論」結合，把現代以色列國視為上帝對亞伯拉罕應許的實現，以及基督再臨的預言前提。在這樣的框架下，領土擴張、軍事行動，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都被重新詮釋為救贖歷史中上帝所批准的步驟，將加薩從一個人道災難轉化為「預言舞台」。

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不僅在政治上有風險，在這種神學觀裡甚至被視為屬靈上的不忠。再加上與親以色列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結盟，令福音派差會更不願開口；許多機構以「專注福音」為由迴避發聲，實際上默許了政治化的現狀。

這種選擇性介入在全球基督教界的回應中屢見不鮮：各教會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迅速發聲譴責，但對以色列為清除哈瑪斯恐怖組織襲擊加薩卻拖延數月。巴勒斯坦境內的當地教會可能因懼怕以色列的報復而保持沉默；而在該地區工作的福音派差會，也擔心公開批評會失去進入許可或簽證，基於「行動安全」的理由而未採取先知性的見證。然而這在巴勒斯坦基督徒眼中，恐非神學上的中立，而是拋棄。

華人教會接收教導的獨特背景
華人教會也呈現類似走向，但有其獨特的背景。在台灣、香港與海外華人網絡中，有些教會開展了如針對關懷穆宣禾場，為穆斯林和宣教禱告的事工，也有不少深受「支持以色列」、「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大衛帳幕」敬拜運動的影響，後者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基督教錫安主義的影響。

這些源自美國希伯來根源運動和某些靈恩派的教導，高舉以色列在「末世」中的地位，並教導「祝福以色列」就必得上帝祝福，然而也讓信徒對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啞口無言，甚至有的將軍事行動視為「神的子民與仇敵之間的屬靈爭戰」的說法。這類型親以色列、末世導向的聖經詮釋更加深入華人教會的信仰體系。

即使信徒與阿拉伯人有深厚的個人關係，他們的宣教焦點仍限於個人歸主，較少觸及導致苦難的結構性不義。政治謹慎進一步加深沉默：在中國大陸，對中東事務的評論因涉外交政策而受限；在台灣，教會往往避免挑起分裂的地緣政治議題。數十年來大量引進西方親以色列神學，更固化了單一視角，而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聲音幾乎無人聽見。

為和平與受苦者祈求
在台灣，我們在台北向阿拉伯人傳講救恩，卻對他們在加薩的家人被轟炸鮮少提及。「我們不談政治」的說法早已失去說服力——加薩已經不是政治議題，而是人道與神學的危機。

台灣擁有民主社會、宗教自由與蓬勃的教會生活，更有空間與屬靈責任發聲。教會必須打破沉默，並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們的神學必須超越屬靈安逸，面對結構性罪惡；我們的使命必須將福音與公義結合。無論透過公開聲明、守夜禱告、倡議行動，或是關懷在台阿拉伯社群，我們需要表明自己並非冷漠的旁觀者。若只傳基督卻不為受壓迫者站立，就是背叛福音；沒有公義的宣教，不過是宗教殖民。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華人世界，教會仍有時間找回道德聲音，但窗口正在關閉。每一天的猶豫，都意味著生命的失去與見證的削弱。耶穌說：「你們向這些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所做的，就是向我做的。」加薩正是這些最小者之一。我們的沉默不是策略，而是罪。是時候為冷漠悔改，超越恐懼，忠心與基督同行——祂不僅在我們的聖所，也在加薩的瓦礫之間。

台灣基督徒在面對加薩的苦難時，可以藉著多重方式回應：在教會中舉行代禱與守夜，為和平與受苦者祈求；在公開場合或社群媒體上發聲，表明基督徒所關切的是憐憫與上帝的公義，而不僅僅是政治立場；同時支持巴勒斯坦與中東的基督徒教會，關注並傳遞他們的聲音；也能透過捐款、物資援助或參與國際人道計畫，實際支援加薩的難民；此外，更需要在神學教育與講壇中反思，重新回到聖經對「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整全視野（彌迦書六章8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