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主筆】近年來，台灣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風暴。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罷免風潮」——原本作為民主監督機制的罷免制度，要用於罷免不適任的代議士；卻也在政黨對立之中，難以免於被當成報復的武器，不同陣營的彼此攻擊，造成社會撕裂、群體互攻、信任崩解。

在這場政治動員的浪潮中，許多教會與信徒基於理念而採取的公開參與，引起社會關注。然而，當牧者站上集會舞台、當教會成為動員網絡的一環時，我們也必須思考：教會在台灣的政治場域中，究竟應扮演什麼角色？教會是否要將信仰的道德資本投入黨派競爭，還是回歸上帝所呼召的「先知性使命」──在動盪的時代，作真理與和解的見證？

教會須拒絕被政治光譜定義
從聖經的脈絡來看，教會被呼召，不是作政權的顧問，而是作上帝真理的見證人。舊約中的先知——阿摩司、彌迦、以賽亞──並非配合政黨的方向，而是敢於在王面前說出「公平與憐憫」的信息。施洗約翰在希律面前直言無諱，使徒則宣告：「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五章29節）。

猶太思想家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曾說：「先知的話，是黑夜中的呼喊；當眾人沉默，他卻呼喊；他是上帝借給受苦者的聲音。」（Heschel, The Prophets）

先知之所以說話，不是為了取悅權勢或迎合輿論，而是為了喚醒良心、傳遞上帝的憐憫。同樣地，舊約學者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先知性的任務，是滋養並喚起一種與主流文化不同的意識。」（Brueggemann, Prophetic Imagination）

因此，教會若要保持先知性，就必須拒絕被政治光譜所定義。它的力量不在於受歡迎，也不在於親近權力，而在於願意為真理作見證──哪怕要付上代價。

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神的信差
然而，信仰熱情被黨派政治吸納的誘惑始終存在，若是如此，教會原本屬於上帝的「先知性想像」（prophetic imagination）便逐漸麻木。布魯格曼警告說，當先知的聲音「被王權的意識所收編」（co-opted by the royal consciousness），它便失去哀傷、批判與盼望的能力；赫舍爾也提醒，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上帝的信差」，他的痛苦來自於上帝的心腸。

假如教會為了靠近權力而交換這份呼召，就會失去兩樣東西：其一是見證的可信度──當教會被視為某一方的代言人，就再也無法向另一方傳遞福音的和解信息；其二是道德的自由──當教會被政黨綁住，就難以對自己偏好的那一方發出批判。

結果是悲哀的：教會不再承載上帝為不義而哭泣的心，而只是重複這世代的口號。歷史早已見證，無論是上個世紀曾與極權結盟的歐洲教會，還是被民族主義綁架的美國教會，當信仰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先知性便淪為宣傳。

在動盪時代作真理與和解見證
然而，先知性的教會並非要逃避政治。「沉默」從來不是表達中立，而是一種共犯。真正的先知性參與，是在任何政權之下都堅定地宣講：公義、憐憫、真理與人的尊嚴。

這樣的教會不替任何黨派拉票，而是塑造信徒的良心，使他們能夠以信仰的眼光分辨是非，在公共生活中成為誠實與仁愛的公民。它也以自身的群體生活，活出和解的見證──讓世人看見，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卻仍在基督裡彼此相愛。

布魯格曼提醒我們，先知的任務不只是批判現實，更是「想像一個上主真實臨在並作為世界主宰的世界」。這樣的想像，正是台灣破碎社會最迫切需要的盼望。

近幾年的政黨對立衝突，留下的不只是政治傷痕，更揭露了我們社會的道德裂口。如今，教會面臨抉擇：要繼續反映社會的分裂，還是要成為醫治分裂的力量？

赫舍爾曾說：「善的對立面，不是惡，而是冷漠。」教會若陷於冷漠，便失去作為上帝百姓的靈魂。先知性的群體不能袖手旁觀，而要以上帝的心看世界──敢於悲傷，敢於說真話，也敢於在仇恨之中實踐愛。

台灣今日需要的，不是某黨某派的教會，而是有先知性、能憐憫、敢作夢的教會。唯有這樣的教會，才能在政治的風暴中，重新成為國家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