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盛有（台灣浸會神學院專任教授）
如果悲劇是一面鏡子，那麼12月19日晚間在台北發生的這場攻擊事件，照出的不僅是個人的失序，也讓我們看見整個社會結構那道深不見底的裂痕。在哀悼逝者、也為傷者與家屬祈禱之後，我們也需要更冷靜地問：這樣的裂痕從何而來，我們又該如何回應？
一、序幕：當好孩子的面具碎裂
令人唏噓的是，這雙曾被師長握著鼓勵的手，卻在人潮擁擠的站點投下煙霧、持刀攻擊，造成多人死傷，最後在追捕過程中墜落身亡。心理諮商界有人給出一個極具洞見的描述：人的外部支撐結構正在鬆脫。當一個人失去了學校的獎勵機制、失去了軍隊的紀律約束、切斷了家庭與同儕的連結，他在社會學意義上便像被剝離出關係網的孤點。當外部的支撐結構撤除，內在的自我便可能隨之坍塌。
或許是因著過往在劇場的訓練，加上近年對神學美學的涉獵，面對這樣的社會悲劇，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生命如此依賴外部的支撐？當舞台燈光熄滅，當社會分派給我們的角色劇本被收回，我們是否仍擁有一個不那麼容易被剝奪的「自我輪廓」？
這不僅是一個心理學問題，更是深刻的神學美學問題。它關乎我們如何在日益破碎的世界中，持守生命的「形相」（Gestalt）。這裡所說的「形相」，不只是指外在的樣貌；它更指向生命內在與外在的和諧統一。就像一件偉大的藝術品，即便歷經滄桑，依然能呈現出完整的、有意義的生命輪廓，而不至於在混亂中分崩離析，碎成一地無意義的破片。
二、華人語境下的「容器焦慮」
在華人的文化基因裡，人對各種支撐結構，也就是我們賴以定位與被承載的社會系統的依賴，尤為強烈。
我們從小被教導的「做人」道理，往往較少從「我是誰」談起，更常在問：「我在關係網絡中處於什麼位置」。儒家倫理建構了一種精密的「角色美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美，在於各安其位；善，在於扮演好你的角色。
然而，這種依附於社會位置、建立在「功能」與「表現」之上的自我認同，本質上是極其脆弱的。它像是精美的瓷器，看似堅硬，實則一摔即碎。
耶魯大學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在其著作《擁抱神學》（Exclusion and Embrace）中，深刻剖析了現代社會如何透過劃界來形塑身分認同。他的分析提醒我們：人常在「我們／他們」的分隔中尋找安全感；群體也傾向優先接納那些符合其規則、能被視為「有用」的人，並把不合規者推向邊緣。對於許多華人而言，最大的恐懼莫過於「落單」──失去了職稱、失去了家庭角色的支撐，我們彷彿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點。
凶嫌張文的悲劇在於，當他被軍隊汰除、與家庭斷聯、經歷就業與失業後，他在更深處經歷了一種「存在的失重」。當一個液體狀的靈魂失去了容器，它只能流淌在地上，變得污濁、混亂，最終蒸發在城市的熱島效應中。更直白說，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與身分，還包括一張能讓人被承載、被看見、被呼喚的關係網。
三、劇場隱喻：失去劇本的演員
這種「失序」的恐慌，讓我想到舞台上的演員。想像一下，一個演員站在舞台中央，燈光聚焦在他身上。他熟記台詞，知道下一刻該走向哪裡，知道對手演員會給他什麼反應。這就是他在支撐結構之內的狀態──自信、流暢、充滿「張力」。
突然間，劇場停電了，導演失蹤了，對手演員全部退場。黑暗中，只剩下他一個人。他該說什麼？他該往哪裡走？他原本熟練的演技此刻變得毫無意義。為了證明自己還「存在」，他可能會開始在黑暗中胡亂吼叫，甚至破壞道具。
失去腳本、失去回聲的狀態，在城市裡並不罕見。（至於個案的細節與心理路徑，仍待司法與專業更完整釐清。）正是這份失序，將我們帶回前文提到的「形相」（Gestalt）。
賦予這個詞彙深刻神學靈魂的，正是著名的天主教神學家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巴爾塔薩讓我們看見：美並非只是主觀愉悅，它也指向真理以具體「形相」向人顯明時的光輝。在他所描述的整體「神聖戲劇」（Theo-drama）視野中，人類生命之所以能被讀出意義，是因為我們被納入創造的秩序，並在其中被呼召、被定位。
反過來說，罪（Sin）在美學上的定義，往往是「形相的毀壞」或「反形相」（Un-gestalt）。當人試圖脫離上帝這位終極導演，脫離創造秩序這個更大的劇本，轉而自我編導時，所謂自由很容易滑向混亂。
據媒體報導，張文曾反覆關注過往公共攻擊事件；在孤立的歲月裡，他似乎也試圖為自己編寫一個新的劇本：既然無法在「好學生」的劇本裡獲得掌聲，他便轉向一個毀滅性的劇本，想在其中尋找存在感。這是一種扭曲的美學追求──試圖通過巨大的破壞來製造巨大的「影響力」，以此填補內心的虛無。它更像是形相徹底崩解後的「空虛混沌」，難以稱作生命的形相。
四、系統的有限性與愛的織網
回到最初的問題：如果社會系統註定會有漏洞，如果我們都有可能在某個人生階段掉出安全網，那麼，什麼才能接住我們？
制度的補洞與公共安全的加固，確實是不可推卸的公共倫理責任。但作為基督徒，我們的反思不會止步於此。
世俗的系統（學校、軍隊、職場）之所以無法成為永恆的居所，是因為它們多半建立在「交換」的基礎上：你給我表現，我給你認可。一旦你無法提供表現，交換關係終止，系統便可能將你拋下。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以兩種「愛」來辨識兩座城：地上之城以「愛自己」為軸心，追逐利益與榮耀；上帝之城以「愛神」為軸心，連結的根基是恩典。把這個對比放回我們眼前的處境，就更容易看見：當我們的關係主要靠交換維持，它就難以承受人的失敗與衰弱；而當連結由對上帝的愛所牽引，恩典才可能成為人重新站立的地面。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不應只成為另一個「社會系統」。如果教會也變成了只歡迎「屬靈優等生」、只獎勵「服事績效」的地方，那它就淪為了世俗系統的複製品。真正的教會美學，是一種「接納破碎」的美學。
我想起二戰期間身陷納粹牢獄的神學家潘霍華。在極權「系統」吞噬異己的年代，他對團契的思考提醒我們：團契若被想像成理想國，終究會失真；團契更像是罪人與罪人之間，因著基督的中保而產生的真實連結。這樣的連結不浪漫，卻能承擔人的破碎，也能為跌落者留出位置。
在神學美學的視野中，十字架是宇宙間最弔詭的圖景。從世俗眼光看，十字架彷彿是一個徹底失敗的系統──耶穌被宗教系統定罪、被政治系統判死、被門徒系統背叛。他在十字架上喊著：「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那一刻，連與父神的連結似乎都斷裂了。
耶穌也走進支撐盡撤般的棄絕深處；但祂所承擔的，是替代性的受苦與拯救，而不是對他人的加害。正是在這徹底的孤立中，上帝的愛穿透了虛無。基督的身體被擘開，是為了讓所有那些「掉下去」的人，能在深淵中被接住。十字架重構了一種新的「形相」，這種形相不再依賴人的功績與表現，而是依賴神無條件的盟約。
五、重建美的形相：從孤島到群島
我們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處境？
焦慮的根源，往往在於我們把地基蓋錯了地方。如果自我價值完全建立在好學生、好員工這些社會角色上，崩塌只是遲早的事。我們需要一場靈性的遷移：將生命的根基，從流變的「社會評價」遷移到永恆的「聖言」之上；讓基督的形像成為生命的核心形相，而非那些外在的、隨時會剝落的榮銜。
至於教會，我們需要一種更深刻的看見。
當代重要的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提醒我們：他者的臉龐帶著倫理的召喚；那份脆弱逼迫我負責。當我們看到像張文這樣逐漸孤立、變得難以相處的人，本能反應往往是審美上的排斥，因為他破壞了畫面的和諧。但神學美學要求我們具備「看見」的能力：看見那些正在失去劇本的演員，看見一個人如何在裂縫裡逐步失去可被理解的語言。
這不要求我們每個人都成為專業的心理治療師；我們仍要尊重專業、學會轉介，並把責任放在合宜的位置。但它確實要求我們成為「清醒的看見者」與「願意承接的同行者」。在一個強調效率與速度的時代，願意停下來，聆聽一個失敗者語無倫次的自述，願意在一個被汰除者的身邊多停留片刻，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生命藝術。
我們可以想像：若在一個人開始失去形相、逐步退到關係邊緣的時候，有一個社群不急著追問「你為什麼失敗」，而是簡單地對他說：「你依然屬於這裡。」若有人能在他自我編寫毀滅劇本的過程中，遞給他另一份劇本── 一份關於饒恕、接納與重生的劇本，結局是否會不同？我們無法替個案寫結論；但我們能先讓自己的群體，成為那份不同劇本的起點。
已故的加拿大詩人歌手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在他那首彷彿禱告般的歌曲《頌歌》（Anthem）中，留下了一句撼動人心的歌詞：「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這句話並非要浪漫化傷口；它反而提醒我們：光照進來的所在，往往也需要有人願意停留、承擔。
我們無法修補這世界所有的破洞，但我們可以選擇讓自己成為那張網的一部分。當我們不再急著別過頭去，而是願意在那些系統失效、人際斷裂的裂痕處停留；當我們願意擁抱那些「掉下去」的人時，我們就在向這個焦慮的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即使所有的嘉獎都歸零、所有的角色都剝落，你依然是被愛的。你的生命依然可以擁有一種不被震動的、神聖而美麗的形相。
願我們都能在別人的崩解中，成為接住他們的那雙手；也願我們自己在崩解時，能落入那雙釘痕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