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余友梅／報導】《富比士》（Forbes）數據顯示，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15日身價突破6, 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8.87兆元），成為史上第一位淨資產達到這一數字的人。
馬斯克的財富持續成長，他分別在2021年11月、2024年12月和2025年10月分別突破3000億美元（約新台幣9.43兆元）、4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2.57兆元）和5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5.71兆元）；除了馬斯克以外，甲骨文創辦人艾里森（Larry Ellison）身家也曾達到3000億美元（約新台幣9.43兆元）和4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2.57兆元）的關卡。
馬斯克快速累積財富 對世人的啟示
馬斯克財富在短時間內急速膨脹，首先提醒世人：當代巨額財富的誕生，已高度脫離傳統「勞動—報酬」的邏輯，而是來自對科技平台、資本市場與敘事權的掌握。他並非單靠薪資或單一產品致富，而是站在科技創新、金融工具與全球投資信心交會的節點上，放大了個人影響力與資本回報。
其次，這也揭示了風險與報酬的極端不對稱。馬斯克承擔過極高風險，數次瀕臨破產，但一旦成功，回報卻遠超多數人一生可能累積的總和。這讓社會必須正視：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或條件承擔這種風險，也不是每個努力者都能複製同樣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馬斯克現象提醒世人反思財富創造與公共責任之間的張力。當個人財富規模足以影響市場、輿論甚至公共政策時，問題不再只是「他賺得合不合理」，而是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制度，確保這樣的影響力不凌駕公共利益。
因此，馬斯克的快速致富既不是單純的成功神話，也不只是仇富對象，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這個時代：創新可以創造驚人價值，但若缺乏相應的制度與倫理思考，財富的集中本身就可能成為新的風險來源。
UNDP：金融權力集中 成為「不穩定因子」
根據最新國際研究與金融機構數據顯示，全球財富不平等正進入正經歷一波前所未有的財富集中浪潮。由國際研究團隊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最新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指出，目前全球不到0.001%的人口（不到6萬人），其所擁有的財富是全球底層一半人口財富總和的三倍。
這顯示全球經濟中金融權力集中的速度正在加快，不僅擴大貧富差距，更可能對民主制度與社會穩定構成長期風險。財富分配極不均衡，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全球75%的資產；而最底層的50%的人僅擁有2%。在許多地區最富有，僅占1%的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該地區最底層90%的人。
報告並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最富有的0.001%人口所占的財富比例已從4%增加到6%以上；過去數十年來，千萬富翁的財富每年增長約8%，遠超過世界底層一半人口的財富成長速度。
研究人員特別強調，當前最值得警惕的並非單一年度的數據，而是金融權力集中「加速發生」的速度本身。
該份報告主要作者之一，里卡多．戈麥斯─卡雷拉（Ricardo Gómez-Carrera）慨然寫道：「極少數人掌握著前所未有的金融權力，而數十億人甚至連基本的經濟穩定都無法享有。」
機會分配也遵循同樣的模式。歐洲和北美的人均兒童教育支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0倍以上。性別差距依然巨大。女性每小時有薪工作收入是男性的 61%，如果將無償勞動也計算在內，這一數字將大幅下降。
氣候影響也可以反映在這份財富報告中。全球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僅產生了與私人資本所有權相關的3%的碳排放，然而這些地區卻面臨最嚴峻的氣候衝擊。而富裕群體排放的溫室氣體最多，但更能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此外，如果對全球最富有的個人（不到10萬人）徵收3%的全球稅，預計每年可籌集7,500億美元。
該報告研究團隊警告，當資本、投資決策與金融工具集中在極少數人或企業手中，將對公共治理產生深遠影響，包括削弱政府在稅制與社會政策上的調節能力，使政治與政策更容易受到資本力量左右，並進一步放大社會不滿與不穩定風險。但政府若優先投資教育和建立強大的公共系統，就能持續減少不平等現象。
瑞銀：全球富豪資產規模持續攀升
與此同時，瑞士銀行（UBS）12月初發布的《2025年億萬富豪報告》，同樣勾勒出財富向頂端集中的清晰輪廓。報告顯示，全球百萬與億萬富豪人數持續增加，富豪總資產規模亦創下新高；近年代表性金融市場表現、科技與資本市場的高度連動，使得擁有大量金融資產者能以遠高於一般勞動收入的速度累積財富。
報告也指出，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高淨值人士成長最快的區域之一，大中華區（包括台灣）在全球私人財富版圖中的比重持續上升。瑞銀分析認為，金融資產配置能力、跨國投資管道與資本市場成熟度，正成為拉開不同族群財富差距的關鍵因素。
台灣收入與財富雙重集中
根據瑞銀報告，台灣截至今年4月4日，有51名身價超過10億美元（約新台幣312億元）的百億富豪，比去年新增加4人，年增幅約9％，總人數甚至高於法國46人、澳洲43人、日本41人、西班牙32人、瑞典與南韓31人。這51名百億富豪當中，有高達69％屬於白手起家，顯示台灣不只是上一代製造業、傳產企業主的延伸，更有相當比例來自高科技製造、品牌、服務業、金融與新創產業等新經濟面向。
根據台灣本地研究與媒體整理數據，台灣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掌握近半數的總收入，而在財富分配上，前10%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比重更超過六成；相對之下，底層50%家庭所持有的資產比例僅占極小部分。
台灣錢淹腳目這句話並非十分精確，台灣的財富分配乃呈現高度不均。台灣家庭資產高度集中於不動產與金融投資，使資產價格波動直接影響財富分配；當房價與股市長期上行，已持有者的資產增值速度，遠快於僅依賴薪資收入者。但是企業股權、金融商品與海外投資等主要致富管道，多集中在資本與資訊優勢族群手中。而人口老化與世代差距亦加劇集中現象，相較於年長世代已完成資產累積，年輕世代面臨高房價、低薪資成長與不穩定就業的三重壓力，難以複製相同路徑，進入資產累積軌道的門檻反而不斷升高。
共同課題：成長之外的分配問題
舊約先知對財富與權力的集中始終保持高度警惕。以賽亞直言：「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直到盡頭，只剩自己獨居境內的」（以賽亞書 5:8），指出資源被少數人壟斷，終將侵蝕社會根基。阿摩司書的警告則更為尖銳，直指富人「安逸」背後的道德代價：「禍哉，那些在錫安安逸、在撒馬利亞山上無慮的人」（阿摩司書 6:1），並責備那些「踐踏貧民、向困苦人勒索糧食」（阿摩司書 5:11）的人。
在先知的視角中，問題不在於富足本身，而在於制度是否默許強者在安逸中忽視公義。面對財富與金融權力加速集中的時代，信仰所提出的問題，不只是經濟是否成長，而是這樣的成長是否以犧牲貧弱者為代價。（資料來源：Relevant 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