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余友梅／報導】已故德國改革宗神學家、「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代表人物尤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於2024年6月3日在德國圖賓根（Tübingen）逝世，享壽98歲。今年適逢其100歲冥誕，南韓神學界日前在首爾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遺物展，重新回顧他對全球教會、韓國神學界及當代基督教思想的深遠影響。
此次研討會以「盼望神學家莫特曼博士的生平與神學」為主題，由韓國神學研究院（The Korean Theological Academy）院長金京鎮（Kyun-jin Kim，音譯）與溫氏神學院（On Theology Academy）院長金明勇（Myung-yong Kim，音譯）聯合主辦，並由莫特曼多位韓國門生共同參與籌備。
會場同時展出莫特曼生前使用的辦公桌椅、打字機、筆記本、翻譯書籍、書寫工具、長袍、帽子與照片等私人物品。這些遺物已由莫特曼生前捐贈給韓國神學研究院典藏。
韓國成為莫特曼「第二故鄉」
出席者包括莫特曼最小的女兒、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芙蕾德麗克．莫特曼（Friederike Moltmann），以及莫特曼9位韓國門生中的7位。
首場紀念禮拜由總神大學前校長鄭一雄（Il-woong Jung，音譯）主持，韓神大學前校長延圭弘（Gyu-hong Yeon，音譯）以「愛的債務」為題講道。他引用羅馬書十三章8節「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表示：「現在正是韓國教會償還莫特曼愛之債的時候。」
延圭弘說，莫特曼雖是德國人，卻將韓國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深深熱愛韓國教會。「普通的債務令人沉重，但愛的債務卻讓人自由而喜樂。」
他形容，莫特曼留下的愛，「就像無擔保、無利息的信貸，把自己完全奉獻出去」，並指出莫特曼將一生奉獻給韓國教會與世界，是為回應從十字架所領受的恩典。
他進一步提出韓國教會應以三項使命回應莫特曼留下的遺產。第一，以神學回應世界的苦難；第二，培育門徒；第三，分享與奉獻人生。
延圭弘表示，莫特曼是在二戰戰俘營中經歷上帝，因此他的神學並非停留在理論，而是在人的苦難與歷史呼喊中尋見上帝。「韓國教會也必須回應當今世界戰爭、壓迫與經濟剝削中的苦難。」
談到門徒訓練時，他說：「即使是偉大的教師，若沒有門徒也會不快樂。」他指出，莫特曼之所以成為「快樂的神學家」，正因他的門徒遍布世界各地，包括韓國。
最後，他呼籲教會關懷貧困與弱勢群體，並致力於和平與下一代培育。「終有一天，我們都將放下世上的重擔，以輕省自由的靈魂進入永恆；在復活的盼望中，再次歡喜地與莫特曼博士相見。」
女兒眼中的莫特曼：嚴謹、自律又溫柔
第二場專題中，莫特曼的小女兒芙蕾德麗克．莫特曼以「我的父親莫特曼博士的生平與學術」為題發表演講，從女兒與學者雙重角度，分享這位世界級神學家鮮少為人所知的一面。
「你們認識的是神學家莫特曼，但對我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父親，也是我學術道路上的榜樣和人生導師。」
她提到，父親一生極其自律，數十年如一日維持固定作息，包括起床、散步、用餐、寫作與閱讀。每天上午寫四頁、下午再寫四頁，這種近乎嚴格的紀律，也成為其龐大神學著作的重要基礎。
她回憶，父親經常與女兒們討論神學與思想議題，也會帶著她們參與講座、國際研討會與海外旅行，希望孩子親身接觸不同文化與學術世界。
即使90多歲高齡，莫特仍三度前往威尼斯，並與威尼斯宗主教弗朗切斯科．莫拉利亞（Francesco Moraglia）建立深厚友誼，並受邀參觀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的私人導覽，以及參加紀念彌撒。
她也提到，母親、德國知名女性神學家伊莉莎白．莫特曼—溫德爾（Elisabeth Moltmann-Wendel）離世，對父親是巨大打擊，但他仍透過思考、寫作、旅行與友誼，在晚年持續尋找生命的新意義。
「父親總是盡力公平對待每個女兒，當我們遭遇困難時，他也總是表現出深切的關懷與照顧」，她說。
她也談到自己與父親的學術關係。她選擇投入分析哲學與理論語言學研究，走上一條與父親神學領域不同的道路。
「起初，父親對我的研究方向有些保留，但他很快就尊重我的熱情，並成為我一生最堅定的支持者。」
演講尾聲，她引用父親最著名的一句話作結：「上帝與我們一同哭泣，好讓有一天，我們能與祂一同歡笑。」
她表示，這句話正是莫特曼「盼望神學」最深刻的核心——不是否認苦難，而是在苦難中仍相信上帝終將帶來復活與更新。
從「盼望神學」走向「生命神學」
第三場專題演講，由長老會神學大學前校長金明勇博士以「莫特曼神學的特徵、貢獻與影響」為題，分析莫特曼《盼望神學》、《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三位一體與天國》與《創造中的上帝》等代表作。
他指出，莫特曼的天國神學與自由派神學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放棄了對歷史進步的樂觀主義，深刻看見世界罪惡與苦難的現實。
「他認為，天國並非人類歷史自然發展出的未來，而是從天而降、由上帝帶來的未來。」
金明勇也指出，「十架神學」是莫特曼思想的核心之一。「莫特曼超越了抽象、哲學式的上帝觀，呈現一位在十字架上與人類一同受苦的上帝。」
他並表示，莫特曼對西方教會三一論的重建產生重大影響。其「社會性三一論」也成為民主、共同體與和平神學的重要基礎。
此外，他形容莫特曼是「20世紀後半葉和平神學的思想導師」，並指出其神學深刻影響歐洲和平運動與生態神學發展。
「他不只是提出問題，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態神學體系。」
金明勇也提到，「生命神學」是莫特曼晚年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他強調抵抗死亡權勢的靈性，並堅持教會必須成為生命共同體。」
「即使呼吸停止，我仍然有盼望」
首爾神學大學前教授李信根則將莫特曼形容為「開創20世紀神學新天地的全球性神學家」。他指出，莫特曼的神學並非從抽象體系出發，而是從戰爭、苦難與歷史危機中誕生。莫特曼出生於德國無神論家庭，二戰期間曾成為戰俘，正是在戰俘營閱讀聖經時經歷上帝。
李信根表示，莫特曼從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找到一位理解人類痛苦的上帝。
「他的神學不是純理論，而是在絕望中仍緊抓復活盼望的信仰告白。」
他指出，莫特曼特別強調，復活不只是個人的得救，更是萬物更新與新創造的開始。他引用羅馬書八章22節「受造之物一同歎息」，說明莫特曼相信，不只是人類，整個受造世界都在等待恢復與更新。
李信根也指出，在AI、戰爭與氣候危機加劇的今日，莫特曼的神學依然具有高度現實意義。
演講最後，他引用莫特曼常說的一句拉丁文：「Dum spiro, spero（只要我呼吸，我就有盼望）。」
隨後他補充說：「根據莫特曼的神學，我們今天甚至可以說：即使我的呼吸停止，我仍然有盼望。」
信仰與品格 比神學成就更重要
閉幕儀式中，金京鎮提醒，當今神學界在追求研究成果與學術成就的過程中，很容易失去信仰與品格，而莫特曼的一生，正為神學工作者留下重要榜樣。
「神學教授在專注神學理論時，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品格與信仰」，他說。「若認定絕對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容易排斥他人，甚至變得傲慢。」
他引用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筆下的「地下室人」（Underground Man）形象，警告神學家可能在追求社會認可與知識地位的過程中，逐漸失去真正的信仰生命。
金京鎮也盼望，這場百歲紀念研討會能促使更多人重新深入研究莫特曼神學。
「1970年代，當許多德國教授對來自當時最貧困韓國的留學生並不重視時，莫特曼卻樂意接納韓國學生攻讀博士學位」，他說。「我希望莫特曼博士偉大的神學思想，以及他的品格和信仰，都能長久被韓國教會與神學界記念。」
在危機世代重新思想「盼望」
莫特曼與韓國教會長期保持深厚連結，其思想深刻影響韓國民主化運動、公共神學與和平神學發展。此次研討會也展出莫特曼生前捐贈給韓國神學研究院的部分私人物品，作為百歲紀念的一部分。
普世教會協會（WCC）今年也在德國舉辦紀念莫特曼百歲冥誕的國際論壇，主題聚焦「在戰爭、危機與民主受威脅的時代，人類如何重新尋得盼望」。
莫特曼的神學之所以歷久不衰，正因它誕生於戰爭、苦難與文明崩塌之後。他並未否認世界的黑暗，而是強調基督復活所帶來的盼望，足以使人不向絕望低頭。
在全球面對戰爭、AI焦慮、社會撕裂與信仰冷淡之際，莫特曼所留下的問題，至今仍持續挑戰教會：基督徒的盼望，究竟只是等待天國，還是能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資料來源：Hyeamacademy, Acts Social, 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Daily Ko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