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陵（新北市五華國小教師）

位於桃園市大溪區與龍潭區交界的石門水庫，不僅是台灣戰後初期最重要的水利建設，更是兼具灌溉、發電、給水、防洪以及觀光等多功能的綜合性水資源工程。自1964年竣工至今，它已在群山環抱間矗立超過一甲子，默默守護著北台灣的民生與經濟。

築壩工程曾被視為國力展現
石門水庫的興建可追溯至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在留學德國期間，受到歐陸建造大壩的風潮影響，將治水理念帶回日本，但時人擔心潰壩造成嚴重災害，對於築壩仍感到疑慮擔憂而裹足不前。反觀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當時任職於台灣總督府土木局的技師德見常雄，受到後藤新平的影響，1907年提出計畫要在石門地區興建水庫。不過，由於諸多因素，土木局最後放棄了築壩的設計，改由「桃園大圳」替代，直接從大嵙崁溪（今大漢溪）取水，將溪水透過隧道與圳路，引水至桃園臺地灌溉。

1920年代，野心勃勃的日本，計畫對外擴張區域勢力，將築壩工程視為最佳的國家實力，既能灌溉增加糧食，還能發電促進工業。總督府將此任務交給興建嘉南大圳有功的八田與一負責（圖一），不過最終因戰爭爆發及預算問題，石門大壩工程終究胎死腹中。

見證農業轉向工業社會轉折
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台灣。1948年起，台灣省政府有重啟石門大壩的企圖，為了穩定大漢溪流域的民生供水，並增進農業經濟，政府決定興建這座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水利工程，1956年由行政院成立「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根據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的調查：「最初政府希望仰賴民間力量，以水利公司的形式籌措興建資金。而後，歷經國內外政經局勢的劇烈變化，石門水庫成為中央政府事業，並在美援的資源挹注下獲得建設經費，也得到美方專業技術的支援。」

水庫大壩採取土石壩設計，高度達133公尺，溢洪道則設有六座巨大的弧形閘門。經過八年的努力，1964年水庫竣工，見證台灣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的關鍵轉折。2024年中華郵政公司發行「石門水庫60年紀念郵票」（圖二），同時藉此教育民眾珍惜與愛護水資源。

宏偉工程讓部落付出艱辛代價
但石門水庫的興建，除了宏偉的工程成就外，背後最具爭議性的歷史，莫過於「卡拉社（Qara）部落」及受影響居民的遷村事件。這是一段涉及泰雅族原住民失去家園、文化斷裂以及長期社會補償問題的艱辛過程。

在石門水庫興建前，大漢溪上游的河階谷地是泰雅族卡拉社的世居之地，這裡土壤肥沃，族人依山傍水，發展出成熟的農業與部落文化（圖三）。1956年水庫動工後，為了蓄水需求，這些位於淹沒區內的村落被迫遷移，涉及的人口包括數百戶泰雅族人以及部分漢人移墾者。

當時原居地的石秀坪泰雅族人，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強制遷移到大溪中庄新村。1963年葛樂禮颱風來襲，沒想到一夜的降雨，就超過了水庫的滿水位，水庫緊急洩洪，卻沖毀了位處河道下游才剛建立的中庄新村。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只好為族人另尋安置處，在靠近海邊的觀音鄉興建大潭新村。對於習慣山林生活、狩獵與耕種旱稻的原住民來說，這是一場天壤之別的轉變。先前移居至中庄新村有83戶住民，其中十多戶不願再次遷居大潭，選擇他處。

屋漏偏逢連夜雨，大部分移居觀音大潭的族人，1980年代遭遇了嚴重的高銀化工鎘污染事件。受污染的土地無法耕種，地下水也無法飲用，甚至有族人因此罹患骨癌或全身疼痛的「痛痛病」，這讓族人原本就已困頓的生活徹底崩潰。當時的補償是以土地徵收的方式解決，卻未考量族人生計轉型的難度與社會適應的成本。（大潭新村舊址，現為大潭發電廠及部分道路用地。）

近年來，卡拉社後裔開始發起「還我土地」與歷史真相調查，要求政府正視水庫移民的歷史傷痕，2022年出版《流動的社群：卡拉社族裔生命故事》記述了這段艱辛歷程。

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土地」不僅是地理空間，更是神、人與受造界之間立約關係的核心。詩篇二十四篇1節寫道：「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土地並非人類的絕對私產，而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土地是為了生命，而非僅為了利潤存在。因此，信仰不單只是關注靈魂的得救，更應包含對土地的關懷與守護。

前些日子，我有機會重遊石門水庫，站在壩頂近距離欣賞湖光山色的美景（圖四），感受山青水碧的靜謐，也讚嘆水利工程的浩瀚壯闊；但看不到的是那些已淹沒在湖水底下，數百名泰雅族人失去家園與山林的傷痕過往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