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聆
2026年9月9日，一則現實的 AI 人工智慧領域新聞，在科技界與社群平台上炸開了鍋。
Anthropic 研究員Jacob Coxon宣布離職。理由是他擔心工作的實驗室及其競爭對手，正在競相開發他們無法控制的系統。過去三年曾先後在Open AI 以及Anthropic從事研究的Coxon強調，這兩家公司並沒有把安全問題放在首位，現階段關注的只是如何在開發尖端 AI 的模型競賽中擊敗對手。
這則新聞呼應了近來 AI 產業內外日益升高的憂慮：當人工智慧的能力快速提升，人類是否正在親手製造一頭自己無法掌控的怪獸？
人類正在打造無法掌控的怪獸？
讀完新聞一週後，我在Netflix觀看了紀錄片《AI人工智慧：我如何在末世成為樂觀主義者》（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片中原本聽起來科幻小說中的抽象字眼：通用人工智慧（AGI）、 人工超級智慧（ASI）、生存性風險（X-risk）、甚至是「人類滅亡」，突然間多了一層沈甸甸的現實重量。
正如其中一位受訪者，人文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的共同創辦人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在片中的警示：「真正帶來人類存亡威脅的不是Chat GPT，而是在扭曲的利益誘因下，各方爭先恐後地部署一項我們既無法充分理解、也難以控制的技術競賽。」
面對一項既可以造福人類，卻又可能放大人類最危險慾望的科技，我們究竟該如何與它共處，或者更精準的問題是人類該如何使用它？
讓天秤兩端樂觀派與末日派說話
紀錄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極其個人化，並沒有從高高在上的科技視角出發，而是從一位準父親的焦慮切入。曾獲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導演丹尼爾羅赫（Daniel Roher）拍片的緣由是妻子已懷孕六個月，在迎接孩子出世的過程中，他嘗試理解一個關乎下一代的宏大科技問題：孩子即將面對的世界，會因著 AI 變得更好，還是更糟？
在敘事風格上，導演一邊紀錄自己與妻子待產的心情，一邊巧妙穿插手繪插畫、動畫、新聞片段和社群媒體影像，鏡頭快速交錯，明快甚至略帶躁動的節奏，大幅了降低大眾對科技議題的理解門檻，也在潛移默化中複製當代人面對資訊爆炸與科技浪潮時的集體不安感。
影片前半段，導演帶大家進入末日的不安與恐懼，讓「末日派」說話，呈現AI末日論（AI Doom）的末世景象：人類失去控制、Deepfake 假訊息滿天飛、民主信任基石崩解，甚至人類文明的終結。接下來鏡頭轉向天平的另一極端，也就是「樂觀派」主張的AI宏大願景：貧困地區可藉由 AI 獲得優質的醫療協助，網上自學顛覆傳統教育體制，未來世代可以從謀生的勞力中解放，轉而追求自己性向和興趣。
然而，當末日派與樂觀派都說完了，影片真正關心的問題才浮出水面：決定未來的，真的只是 AI 的能力嗎？
加倍珍惜發展人類獨有能力
導演親自訪問了40位 AI 產業的重要人物和領袖，其中包括Open AI創始人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Anthropic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達里歐‧阿莫戴（Dario Amodei），Google DeepMind共同創辦人及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
這當中有對 AI 發展的堅定推動者，也有長期警告科技將侵蝕人類社會的反對者，各自提出立場。親自入鏡的導演，就像一位觀眾代理人，向這群掌握科技權柄的專家們提出最樸素、最根本的質疑。
在 AI 發展的應許（promise）與危險（peril）之間，人有沒有選擇與行動的空間？
導演最後並沒有從 AI 悲觀走到單純的 AI 樂觀派，而是回到人的責任與行動能力。
「我不相信末日宿命論。我相信生命的精神。我相信，生命所關乎的是：行動的能力、建立關係的能力，以及感受的能力。我們應該加倍珍惜，發展這些屬於人類的能力──那些機器永遠無法真正擁有的東西。」導演說。
救贖性AI追問：人究竟為何創造科技？
當紀錄片把焦點從機器轉移到人的本質，這場有關 AI 的討論也不再只是科技或商業倫理的爭辯，很自然地跨越到靈魂與神學的視角：如果科技本身既不是救主，也不是魔鬼，我們應該如何審視這項技術？或者更重要的是，該如何審視使用技術的人？
面對科技帶來的衝擊，基督教科技組織 FaithTech 創辦人兼執行長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曾經提過「救贖性AI」（Redemptive AI）一個值得深思的概念。
他把人類使用科技的方式分成三個層次：失控式、負責任與救贖性（reckless, responsible, redemptive）。 失控式 AI 把科技本身當成「救贖」；負責任的 AI 關心安全、倫理和永續；而救贖性 AI 則更進一步追問：我們究竟為了什麼而創造科技？它把人帶向什麼？
這個非營利組織主張基督徒以救贖的態度來創建與使用科技，科技應尊重人的尊嚴、服事弱勢、促進真正的人類繁榮。不應只問科技是否安全、有效，更要追問：它究竟在服事誰？又把人帶向哪裡？
凱利特別指出，在商業資本競逐與國家權力的博弈框架中， AI 容易放大人類內心的慾望及罪性。人工智慧不是妖魔，也不是救世主，但值得警醒的是，當人賦予科技救世主的意義時，無形中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
《創世記》裡記載上帝創造的世界原是美好的，但是因罪的侵入，萬物從此墮落。科技既然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自然也帶著這樣的雙重性，既承載著創造力，但也潛藏人類墮落後的罪性。因此 AI 不該被妖魔化，更不值得被神化。
古老的故事，裝上一具新的引擎
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林肯廣場堂（Redeemer Lincoln Square）主任牧師麥可‧凱勒牧師（Michael Keller）在一次受訪中，形容 AI 並不是一個全新的「人類故事」，只是「古老的故事，裝上了一具新的引擎」（old story with a new engine）。
這位擁有計算語言學博士背景，並將其應用在歷史神學的牧師說，人類想要在上帝之外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是一個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故事。他說， AI 只不過替這個古老的故事裝上新的引擎，這引擎如同一面鏡子，它可能給我們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機會，迫使我們去問：身為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同時它也會加劇人類原本就已經存在的問題。
面對 AI 帶來的挑戰，我也想到兩千年前進入雅典城的保羅。當時他看見滿城的偶像，並沒有站在雅典文化之外全盤否定它，而是先觀看，進入他們的語言與思想世界，甚至在亞略巴古的講台上引用當地詩人的話，找到與福音對話的入口，將雅典人對「未識之神」的尋求，指向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
或許我們可以向保羅借鏡，面對 AI 浪潮的姿態是不恐懼、不膜拜、不退出，也不盲從。我們不因為科技可能帶來危險，就否定進入這個正在形塑的新文化；也不因為它展現驚人的能力，就照單全收。我們需要花時間進入、理解，然後辨明：哪些可以為人所用，哪些正在悄悄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新的「偶像」——效率？掌控？永生？或者《創世記》裡那個最古老的誘惑──人類可以像神一樣？
或許， AI 最終向人類提出的挑戰，不是「未來會更好還是更壞」的問題，而是：當科技愈來愈像人，人是否更清楚身為人的定義與價值？
紀錄片鏡頭最後從複雜的演算法與商業競爭，拉回到一個父親對懷中孩子的溫柔凝視。彷彿提醒我們，無論科技如何演進，人類最核心的盼望，始終要回到那幾個最基本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 AI 或許為我們的故事裝上了一具前所未有的強大引擎，但真正決定文明的未來，仍是人選擇相信什麼，又把盼望寄託在何處。
（本片分級為13+特別保護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