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衛（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宣教學副教授）

今年7月，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舉行，適逢華福運動五十週年。對我而言，這一次參與華福的反思，卻不只是從2026年開始。三十年前的1996年7月，我曾經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第五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那屆大會以「歷史的主‧世界的光」為題，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約有一千七百人參與。大會當時所討論的，不只有佈道與宣教，也已包括苦難、政治、環境、資訊時代、華人文化、神學教育、經濟倫理與宣教模式等華人教會所面對的課題。

第十屆華福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為題，並以「國度福音」、「整全使命」與「華人教會」作為三個核心主題。如果1996年的華福比較像是站在新世紀與香港歷史轉折之前，思想華人教會如何面對世界，那麼2026年華福所提出的問題則更進一步：在一個已經高度多元、流動甚至彼此撕裂的世界中，我們如何聆聽？誰可以說話？不同世代、不同政治處境與不同神學光譜的華人教會，是否仍然能夠坐在同一張桌子旁，共同辨識上帝的使命？這也是我觀看這一屆華福亮點與爭議的基本視角。

我所看見的三個亮點
我所看見最明顯的改變，是華福開始嘗試從「講台」走向「圓桌」。華人教會的大型聚會，很容易形成一種我們熟悉的階序文化：重要的人坐前面，重要的人在台上說話，其他人則在下面聆聽；教會大小、機構規模、頭銜、年資與知名度，也很容易形成一套屬靈世界裡不成文的權力結構。

這一次大會卻刻意增加圓桌、小組討論、個人反思與彼此交流，也透過座位安排打破原有的熟人圈與身分階序。會後，不少參與者特別肯定這種「去大佬化」的嘗試。我認為，這不只是比較新穎的會議設計，形式本身也表達一種教會論。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真正使教會成長的是上帝，那麼我們的座位、講台、會議方式與權力關係，也應逐漸反映這個信念。

另一個令我欣賞的，是世代關係開始發生變化。這一屆華福不只是談「下一代」，而是讓更多年輕領袖成為參與者與對話者。這使我想到，真正的世代傳承不能只是上一代討論下一代，也不能只停留在「給年輕人機會」。因為「給機會」這句話，有時仍然假設上一代是主人，而年輕人是受惠者。

真正的傳承應該逐漸進入話語權、決策、資源與責任的共享。上一代帶著歷史、智慧與曾經付過的代價進來，下一代則帶著新的問題、新的語言與新的世界經驗進來；沒有人是主人，也沒有人只是客人。對我而言，這比單純增加幾位年輕講員更重要。

第三個亮點，是大會試圖重新擴大我們對福音與使命的理解。華人福音派珍惜個人悔改、重生得救、十字架赦罪與因信稱義，這些都是福音不可失去的核心；但福音從來沒有停在「我的罪得到赦免、將來可以上天堂」。耶穌同時宣告上帝國的臨到，蒙恩的人也被召進入新的群體，活在上帝的治理之下，並被差遣進入家庭、職場、社會與世界。因此，我欣賞華福試圖重新連結「國度福音」與「整全使命」。問題並非要不要丟掉傳統的福音，而是我們能不能重新發現：福音本來就比我們某些熟悉的傳福音方式更大。

多年累積裂痕進入教會共同空間
然而，也正因這一屆華福試圖改變，原來沒有處理好的張力反而更加明顯。其中最令我感傷的，是香港分區聚會的大規模離場事件。依在場者事後記錄，許多參與者原本期待分區聚會成為香港教會彼此交流的空間，最後卻成為較多單向式的事工分享，引發大批與會者離席；相關評論也將事件連結到領導文化、世代關係與「我講你聽」的傳統模式。

對我而言，這件事之所以令人難過，並不只是一次節目安排出了問題，而是它讓我看見香港多年累積的政治處境、世代經驗、教會權力與彼此信任的裂痕，終究也進入了華人教會共同的空間。一個原本應該讓人重新相遇、彼此聆聽的場合，最後卻成為彼此離開的地方，這才是我真正感到感傷之處。

或許是因為自己在香港生活了十二年半，我很難簡單把這件事解讀成「年輕人反抗上一代」，或某一政治立場反對另一政治立場。

政治當然不是教會可以假裝不存在的事；當我們宣告「耶穌是主」，信仰本身就涉及我們如何理解權力、正義、國家與公共生活。但是，教會也必須警醒，不讓任何政治身分成為比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更根本的認同。

1996年的香港仍在問「1997之後會如何」；三十年後，香港教會所面對的已經是「當歷史真的改變，而且比我們當初想像的更加複雜時，我們還能不能彼此相認、一起作教會？」從宣教的角度來看，這更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宣教本來就是進入他者的處境，學習聆聽、理解與同行；如果同一個城市、同一個信仰群體裡不同世代的人都失去聆聽彼此的能力，我們又如何跨越文化與民族的邊界去理解別人？

再思「國度福音」引發的網路論戰
第二個爭議，是「國度福音」在會後所引發的網路論戰。一些關於「重返更大的福音」、「先君王，後救主」的說法，很快被抽離出來討論，進一步被貼上「保羅新觀」的標籤，最後甚至形成「保羅新觀是否正在入侵華人教會」的激烈辯論。

這讓我看到網路時代神學討論的一個危險：網路很容易把一個議題無限擴大，也很容易在理解論述以前，先替人貼標籤。一句話從一篇信息中被抽出來，一篇信息又從整體主題中被抽出來，接著被放進既有的神學分類，而那個分類反過來決定我們如何理解說話的人。最後，我們所爭論的，未必仍然是原來的問題。

這並不表示「先君王，後救主」這類表達不需要接受嚴謹的聖經與神學檢驗；只是檢驗一個論述，與先替一個人貼上神學標籤，畢竟是兩回事。

這場論戰也很具體地顯示出台灣教會的神學光譜。「保羅新觀」在西方學界早已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新奇威脅，而是一個經過近半世紀研究、批判與修正的學術傳統；當代保羅研究也早已不只是「傳統觀」與「新觀」的二元對立。華神2021年邀請Michael Bird主講「爭議中的使徒：21世紀保羅面面觀」，其後刊出的內容就同時介紹「保羅新觀」、「猶太信仰中的保羅」與「天啟的保羅」三種主要進路，並指出保羅新觀在學術界已有約五十年的討論。因此，我更感興趣的反而是：為什麼一個在西方學術界已經討論數十年的課題，在今天的台灣教會仍然可以如此紅紅火火，甚至成為近乎正邪之辨的爭論？

這或許反映的不只是保羅新觀，而是我們如何理解「神學」本身。我們是否太習慣先問「這一派安全不安全」，卻不習慣先問「他究竟說了什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神學素養，去區分核心信仰、教義傳統、學術模型與詮釋上的爭議？

神學教育的工作，是把標籤重新變回問題。當我們說「保羅新觀」時，可以進一步問：是哪一種保羅新觀？Sanders、Dunn與Wright之間是否完全相同？爭議究竟涉及猶太教、律法、稱義，還是猶太人與外邦人在上帝子民中的身分？我們需要培養的，不是一群只會選邊站的人，而是一群能夠辨識、判斷、對話，同時忠於福音的人。

從宣教的眼光再看華福
因此，如果從筆者長期關心宣教與宣教神學的角度來看，我對下一階段的華福有四個期待。第一，是從「世代交棒」走向多中心的共同參與。「交棒」有時仍然暗示棒子原本屬於我，但今天的世界宣教已經愈不是由單一中心向外延伸；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移民與散聚教會，都同時可能是差派者與領受者。

世代關係也應如此。不是上一代決定什麼時候讓下一代上場，而是不同世代一起辨識上帝的使命。因為使命不是我們的產業，而是上帝的使命（missio Dei）；我們都只是被邀請進入祂正在進行的工作。

第二，是從「新舊福音之爭」走向忠實而有創造力的處境化。所有宣教本來都涉及翻譯。福音每一次跨越文化邊界，都必須回答同一個問題：如何讓人真正聽懂福音，又不在翻譯中失去福音？因此，我願意說：語法可以更新，福音不能被削減；但持守福音，也不能把某一個時代所形成的福音語法等同於福音本身。

這其實也是這次國度福音論戰留給我的宣教神學問題：我們究竟是在守護福音，還是在守護自己熟悉的福音語言？兩者有時非常接近，卻並不完全相同。新的不一定比較好，舊的也不因此自動正確；最終仍然要回到聖經，問它是否忠於耶穌基督的福音，也是否真正讓這個時代的人聽得懂、活得出來。

第三，是從跨文化宣教重新學習如何面對「不同」。宣教士很快就會發現，世界不是照自己的方式運作的；別人的語言、文化、權力觀、歷史記憶以及表達不同意的方法，都可能與我不同。因此，跨文化宣教最基本的操練之一，就是在判斷以前先努力理解。

香港分區聚會離場事件讓我們看見政治與世代的不同，國度福音的爭論讓我們看見神學光譜的不同，而全球華人教會更處在北美、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東南亞與世界各地完全不同的社會處境中。如果華福只尋找所有人都不會反對的最大公約數，最後恐怕只剩下一些安全的語言。

我反而期待華福成為一個真正不同的人，仍然可以坐在同一張桌子旁的地方。這不是神學相對主義，因為福音仍有核心，真理仍需辨明；但宣教所需要的正是一種更困難的能力：既深深聆聽，又勇敢辨識；既保持界線，也維繫關係。

第四，是從一次世界大會走向真正的宣教運動。五十年前，華福的重要異象是華人教會共同承擔普世宣教使命；五十年後，宣教的世界已經改變。宣教不再只是「從華人教會出去」，因為萬族萬民早已來到我們的城市與家門口；宣教也不能再只以地理上的遠近界定，而是在族群、文化、世代、移民、職場，以及每一個「圈裡」與「圈外」的邊界上發生。

因此，我期待下一階段的華福不只是定期把全球華人領袖召聚起來，而是一個持續連結地方教會、神學院、宣教機構、職場信徒、年輕世代與普世教會的宣教網絡。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missio Dei，那麼「與神共創」首先不是我們想出更多計畫，再邀請上帝祝福，而是先問：上帝正在什麼地方工作？祂正在看見誰？祂正在關心什麼？然後學習看見上帝所看見的，關心上帝所關心的，並進入祂已經開始的工作。

辨認並參與上帝正在進行的工作
三十年前，我在香港參加第五屆華福，聽見「歷史的主‧世界的光」；之後，我又在香港生活了十二年半，親身看見歷史如何進入城市、社會、教會與人的生命。三十年後，第十屆華福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再次把我帶回同一個問題：在一個快速改變、甚至彼此撕裂的世界裡，教會如何忠心服事？

也許1996與2026其實指向同一個答案：歷史真正的主仍然是上帝，而教會仍然蒙召在歷史中成為光。只是今天我們更加知道，成為光並不意味著站在複雜歷史之外，而是在政治、世代、神學與文化的差異中，仍然學習聆聽、辨識、相愛與同行。

因此，第十屆華福最令我動容之處，是它勇敢開始改變；最需要我們反思之處，也正是改變之後所暴露出來的張力與爭議。香港區會議的離場，可以促使我們重新學習如何面對政治、世代與權力；國度福音的論戰，可以促使我們重新學習什麼叫神學辨識；網路上的喧囂，也提醒自己身為神學教育者，不能只把好的神學留在課堂裡。

真正的更新不是沒有爭議，而是在爭議中仍然願意彼此聆聽；不是沒有界線，而是在辨明界線時仍然彼此相愛；也不是要創造所有人都一樣的華人教會，而是讓不同世代、不同地域、不同恩賜與處境的眾教會，在基督裡共同辨識：在這個時代，上帝正在做什麼？而我們，又當如何忠心地參與其中？

如同華福的異象所言：「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

林大衛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宣教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