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余友梅/報導】高中畢業後，柯玉莉（Heidy Quah Gaik Li）原本準備攻讀會計與金融，未來進入企業工作。她和好友安德莉亞．普莉莎（Andrea Prisha）卻先走進吉隆坡一所緬甸難民學校，擔任英文志工。那幾個月的相遇，改變了她原本規劃好的人生方向。
柯玉莉成長於吉隆坡近郊白沙羅（Damansara）一帶較富裕的社區。她和朋友常談論社會議題，也批評政府和機構做得不夠；但當她親眼看見難民孩子缺乏受教育的機會，便開始反問自己：如果只停留在議論，自己能為這些孩子做什麼？
從保住一間學校開始
柯玉莉後來決定先到難民學校服事。她在《YMI》專訪中回憶，自己當時並沒有創辦公益團體的經驗，甚至得學習如何和孩子溝通、準備雙語教材。柯玉莉和同伴也曾被質疑年輕、缺乏經驗，夸回家後不免懷疑：「我們真的做得到嗎？」
柯玉莉和普莉莎服事的學校因經費不足，面臨停辦。兩人挨家挨戶賣食物，也透過社群媒體募款，讓學校得以繼續運作半年。這段經歷讓她們看見過去生活中未曾接觸的困境，也難民家庭面對的並非單一的教育問題；孩子的學習、醫療、生活安全與家庭生計，往往彼此牽連。
兩人後來創辦難民援助組織 Refuge for the Refugees（RFTR），從為一所學校募款，逐步擴大為提供教育、個案協助與倡議的平台。組織當時支持馬來西亞與緬甸的35所難民學校、兩所中途之家及一所社會企業學校，也協助難民個案並與政府及國際機構合作。
柯玉莉曾計畫從事會計工作，卻在走進難民社區後，開始把時間投入一個陌生、複雜而且沒有現成答案的領域。她在《YMI》訪問中說，難民學校的孩子教會她以耶穌的愛去愛人；她也提醒年輕人，不必等到年長或具備所有條件，才開始做有意義的事。
替難民發聲 也承受代價
《Salt&Light》報導，2017年，柯玉莉人在倫敦，等著領取女王青年領袖獎。那本該是她多年投入難民服務後的重要時刻，她卻在候獎室裡哭了。她後來回憶，外界的壓力在那一刻升了上來。多年來，她一面處理人口販運、性暴力等個案，一面承受網路辱罵和死亡威脅；一次為難民個案前往警局，她還遭調查人員輪番詢問八小時。柯玉莉沒有把這些經歷說成一段走過就結束的低潮。累積的創傷終讓她承認自己需要幫助，開始接受心理諮商，重新整理生活，也學習在持續服事他人時，為自己留下喘息的空間。
難民工作不只是提供課堂和物資，也意味著必須面對人口販運、移民拘留及剝削等問題。柯玉莉曾處理一名菲律賓移工嬰兒遭人帶走的案件，奔走協調，協助母親與孩子重聚。她向《The Peak Malaysia》表示，這類經歷曾令她害怕，也曾使她感到受挫，但也讓她更清楚自己為何投入這項工作。
她公開談論難民處境，也面對網路騷擾與死亡威脅。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柯玉莉在臉書發文描述移民拘留中心的環境與防疫狀況，隔年因相關貼文被控違反《通訊與多媒體法》。她的案件後來不只關乎個人責任，也延伸成對網路言論自由的法律挑戰。
2025年，上訴法院裁定法條中「冒犯」與「惹惱」等用語違憲；但2026年2月，聯邦法院推翻這部分裁定，讓相關用語留在法條中。同一判決也認為，柯玉莉的貼文屬於受憲法保障的言論，不應成為該罪名的起訴依據。這場法律攻防，讓她為難民發聲的行動進一步觸及馬來西亞公民言論自由的界線。
走出舒適圈 仍持續同行
柯玉莉的工作並未隨著組織成立或法律判決告一段落。半島電視台報導，在馬來西亞反難民情緒升高、援助資源縮減之際，RFTR仍協助難民取得基本服務。柯玉莉指出，資源減少讓難民更難獲得醫療等支持，也使他們面對更高的剝削風險。
從富裕社區的學生，到難民學校的英文志工，再到組織創辦人與難民權益倡議者，柯玉莉走過的不是一條預先規劃好的職涯路徑。她跨出的第一步，只是去一所陌生的難民學校教英文；但真正走進孩子和家庭的生活後，她才看見單靠一次性捐助無法解決長期的需要，也開始和同伴設法讓服務延續下去。
她的故事呈現的「破圈」，不是一次離開舒適圈便抵達終點，而是在陌生處境中不斷學習，並願意承受發聲與服事帶來的代價。
柯玉莉和同伴起初只是想保住一間學校，後來卻持續為難民教育、尊嚴與權益努力，也讓原本被忽略的難民處境，受到更多社會關注。（資料來源：YMI, The Edge Malaysia, The Peak Malaysia, BURO Malaysia, Salt&Light, aljazeer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