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6 天路客

百年前的穆斯林宣教倡議:海恩波與《伊斯蘭教在中國》

檢舉
陳中陵 陳中陵 追蹤
穆斯林宣教倡議,早在百年前就已著手開展、記錄發表。直到近十多年來,華人教會群體接續關注穆斯林的宣教工作,無論是差派宣教士前往伊斯蘭國家,或是在本地參與穆斯林社群活動,組織「愛穆小組」,在在顯示華人回應向穆斯林傳播福音的族群關懷與時代使命。

◎陳中陵(新北市文化國小學務主任)

中國西北新疆、甘肅、陝西等地的穆斯林宣教工作,最早是由內地會和宣道會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進入廿世紀後,穆斯林的宣教問題,逐漸引起更多宣教士注意與重視;廿世紀初中國動盪不安,並未做大型人口普查,不過根據宣教士們估算,保守估計當時全中國應該有800萬穆斯林人口。

首部系統性著作  籲重視八百萬穆民
1910年,世界宣教士大會在英國愛丁堡舉辦,這場會議被後人視為基督教普世合一運動的起點。中國內地會宣教士海恩波(Marshall B. Broomhall,1866-1937)在會中發表關於中國伊斯蘭的研究成果,大受好評,因為這是英語界首次有系統的完成中國伊斯蘭歷史研究與現狀考察的作品。

研究成果隨後於同年出版《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這部作品從伊斯蘭入華的歷史源流,到當代社會特色,同時描述不同區域的穆斯林族群現象。此書有系統的建立穆斯林與中國伊斯蘭的知識系統,兼具多樣性研究與深入觀點。全球佈道家穆德給予本書極高的評價:「中國穆斯林人口比埃及、波斯或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更多,但他們的存在幾乎被宣教運動所忽視,迄今為止未針對他們有任何實際作為。」而海恩波的著作喚起西方教會群體的重視。

海恩波晚年照片

其實早在前一年(1909年),海恩波已經為著愛丁堡宣教大會,著手蒐集中國伊斯蘭各地情形。他先是在在華的宣教士刊物《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發起倡議信,提出兩點請求:第一,希望散佈在中國各地的宣教士,協助他調查當地的穆斯林族群人口以及清真寺數量;第二,希望那些對伊斯蘭文化有研究的宣教士,提供當地穆斯林的宗教社會現況分析。

這次的倡議信,他總共發出800多份問卷,回收200多份。海恩波不但運用科學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統計,他也參照大量文獻資料,更親身走訪這些中國穆斯林群聚地區。可以說,《伊斯蘭教在中國》這本著作,奠定中國伊斯蘭研究的深厚基礎,也是後續研究者不能繞過的經典文獻,至今再版重印多種版次。

海恩波在研究中提出他的觀察與憂慮:「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促成東方與西方的接觸,對麥加與中國,正如同其他文明中心一樣,產生作用。因此,遠東地區的伊斯蘭將不可能維持現在的朦朧狀況。」重點是,若是宣教機構一直延誤針對穆斯林的宣教策略,將會成為宣教士的最大愚昧,以及身為耶穌基督僕人的最大過失。海恩波語重心長的如此提醒西方教會界。

左方兩冊為《伊斯蘭教在中國》,最早版本與重印版本;右起兩冊則為海恩波著作中譯本。

海恩波強而有力的文字論述,促使愛丁堡宣教大會達成共識:「現在正是向中國穆斯林宣教的關鍵時刻,宣教士應該即刻行動,為基督贏得這個被忽視的龐大群體。」事實上,海恩波撰寫這本著作,研究伊斯蘭教只是過程,如何向穆斯林傳揚福音,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才是最終目的。因為「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二章4節)

自從海恩波的著作發表後,西方宣教士群體對於中國伊斯蘭的關注,顯著增加。例如1913年的《教務雜誌》,便有十餘篇關於穆斯林的通訊、專論與紀實報導。著名的西方宣教士,博德恩、金品三、海春深、濮馬可,也是在愛丁堡大會後,動身前往中國西北進行伊斯蘭宣教任務。

甚至由在華跨宗派宣教士與中國本地信徒合作的「中華續行委辦會」(1922年轉型成立「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也在「伊斯蘭使徒」池維謀(Samuel Zwemer)的籌畫協助下,1917年創辦成立「穆斯林工作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for Muslim Work)。無可否認的,這本專著對於中國穆斯林宣教運動,有著時代性的重要發展與轉捩影響。

1908年,一名79歲的中國穆斯林受洗禮,推測在河南鄭州。圖片來自海恩波《伊斯蘭教在中國》。

全家委身宣教  母親禱告支持
海恩波之所以關注中國伊斯蘭的宣教問題,或是更大範圍的說,他長期關注中國宣教問題與歷史紀錄,來自於他出身於宣教士家庭。父親海班明擔任中國內地會倫敦總部的秘書長長達廿年(1875-1895年),母親戴賀美是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妹妹。海恩波的兄弟姊妹共十人,就有五位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

1890年劍橋大學畢業後,海恩波前往中國。出發前,他的母親傷心欲絕,因為先前已有三位兄姊前往中國宣教,難掩再次分離之痛,但海恩波寫道:「除了為基督而有所捨,或見她(母親)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以外,沒有什麼能給她更大的喜樂。」雖然傷慟,但仍放手交給神。海恩波回憶她的母親:「在內地會歷史中,沒有一項改進、發展或特別的困難,是她曉得了而沒有致力於禱告出一條路的。」可以說,若沒有母親的禱告與支持,就沒有海恩波兄弟姊妹們的宣教事工。

生命最光彩歲月  全然奉獻中國
海恩波先在安徽的安慶語言學校學習中文,之後被派往山西宣教,先是在太原,之後在洪洞。山西也是海恩波的兄姊服事的禾場,來此之前,著名的內地會本地牧師席勝魔剛過世,留下教區內將近五百位會友。海恩波的擔子並不輕省,除了要餵養各地佈道會所的會友靈命生活,還有四間學校要照管,特別是戒鴉片所的營運更是困難,一年內有25位會友竟然背地種植,被教會禁領聖餐。不過福音事工顯然還是在成長中。

1899年因為妻子柯玉英(Florence Corderoy)的健康問題,不得不舉家返回英國,其後海恩波擔任內地會期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主編,發揮他在劍橋大學的所學與恩賜。透過長期收到內地會宣教士的投稿與通信消息,促使海恩波對中國宣教的熱忱與關注,日益增加。寫作超過廿本書,著作等身,大部分是關於戴德生、內地會宣教士傳記與中國內地會的史述。

海恩波,在中國的時間雖僅九年的光陰,但他將生命最為光彩的歲月,全然奉獻給中國。針對伊斯蘭課題,除了《伊斯蘭教在中國》,海恩波也曾寫過一位穆斯林宣教士巴富羲的傳記《何竟如此》(To What Purpose)。直到1927年因為持續性失眠症申請退休。即便退休,海恩波在一眼失明的情況下,仍然繼續寫作,完成《道在神州: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等書。

穆斯林宣教倡議,早在百年前就已著手開展、記錄發表。直到近十多年來,華人教會群體接續關注穆斯林的宣教工作,無論是差派宣教士前往伊斯蘭國家,或是在本地參與穆斯林社群活動,組織「愛穆小組」,在在顯示華人回應向穆斯林傳播福音的族群關懷與時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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